2024年12月10日，美国、日本、菲律宾国防及外交高级官员在日本东京举行首次三边海事对话。本次对话是根据2024年4月美日菲峰会联合愿景声明而举行的，是该机制框架下三方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推进美日菲小多边机制的发展。

两个突破

美日菲三边机制是拜登政府着力打造的新的小多边机制，也是继美日印澳、美英澳、美日韩等小多边机制后，“印太”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另一个重要的小多边合作平台。

美日菲三边合作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两方面的突破。首先是机制化的完善。从2022年9月“三边防务政策对话”开始，到三国国安顾问首次会谈，再到三国外长会晤，及至2024年4月首脑峰会，在一年半时间内美日菲即建立了包括最高层级战略磋商在内的各种对话机制。近期美日菲又举行了首次三边海事对话，重申通过海上合作活动、海事执法、海警能力建设等方式，加强未来三边合作及与其他伙伴的合作机会。此外，美日菲试图以三边合作为基础，拓展与其他盟友合作，2024年11月美日菲韩澳五国防长在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举行了首次会晤。

其次是合作领域的拓展。美日菲合作最初主要是在防务和安全领域展开，但很快拓展至经济、科技、网络等诸多方面。这与美国“印太”小多边机制发展的总体趋向是一致的，如美日印澳的合作范围已从海上安全拓展到其他领域，美英澳合作也从核潜艇拓展到量子计算、高超声速武器等。

军事和防务领域依然是美日菲合作的重心。2024年美国推动以美日菲为核心，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举行了五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旨在加强参与国的互操作性。另外，美菲、日菲双边防务合作的推进，也为三边合作的深化创造了条件。首先，美菲在南海问题上的勾连日益深入。美菲首次在2024年“坚盾”和“肩并肩”演习中部署“堤丰”中导系统。两国还举行了首次外长、防长和国安顾问“3+3”会谈。11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菲期间，与菲签署《军事信息安全通用协议》，透露仁爱礁特遣部队的存在，并表示将向菲提供更多T-12无人艇。其次，日菲2024年7月签署《互惠准入协定》，12月日本继2023年之后再次将菲律宾列为官方安全援助对象国，将向菲提供沿岸监视雷达等装备。

在网络安全领域，2024年6月，美菲就在菲建立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RAN）实验室进行讨论。同年10月18日，首次美日菲三方网络—数字对话在新加坡举行。

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美日菲首脑峰会提出了建立“吕宋经济走廊”，开发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推进气候伙伴关系和清洁能源供应链等具体合作计划。在峰会期间，三国贸易和工业部长的会谈涉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半导体、RAN应用、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5月21日，美日菲建立“吕宋经济走廊”指导委员会并举行首次会议，美国和日本承诺加快对菲律宾具有重大影响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协调投资。

战略动机

美日菲小多边机制的快速演进，反映了三国面对地缘战略环境变化而展现的战略融合态势，也是各自战略利益考量的结果。

从战略融合角度看，尽管美日菲三方的实力及地位并不均衡，但在应对中国崛起，特别是在维护海上利益，防止中国海上崛起方面具有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因此三方具有强烈的联手意愿。

从各自战略利益来看，首先，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因轴辐式双边同盟难以应对“中国威胁”确保其在西太的霸权，便着力推动同盟体系的转型。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国“印太战略”也阐明，将强化美盟友和伙伴关系，使之成为一个网络化的安全架构。拜登政府进一步推动双边同盟体系向小多边、网格化迈进。构建美日菲三边机制不仅将加固美在第一岛链的部署，而且基于日本和菲律宾的战略位置，美日菲合作将把对台海、南海的布局连接起来，对维护美“岛链战略”的意义显而易见。

日本是美日菲三边架构的积极支持者。日本认为其在南海拥有切身利益，近年来已经与菲律宾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双边关系。借助美日菲框架，日本可进一步扩大对菲律宾的影响，加强在东南亚和南海的存在。同时，日本意图通过强化三边防务合作，提升其所谓“正常军事大国”地位。日本还有通过“机制化嵌套”，进一步锁定美国地区安全承诺，应对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盟伴关系可能冲击的考虑。

美日菲三边合作也符合菲律宾的战略利益。菲律宾希望借助美日力量增强其在南海对华抗衡的筹码，推进武装部队现代化建设，提升海军和海警能力，获取更多经济援助与投资，并分摊战略风险。

面临变数

拜登政府任内美日菲合作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军事和防务领域的深度融合，产生了一些锁定作用，加之该框架下美日菲三方之间的双边合作均呈现强化趋势，因此美日菲三边机制已具有一定韧性。拜登卸任前与菲签署《军事信息安全通用协议》等举措，也意在对美菲同盟的未来走向进行一些规制。此外，日菲合作可能成为粘合剂，同时基于菲律宾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难以忽视与菲律宾的合作。特朗普提名的内阁成员，如国务卿人选卢比奥也高度重视美菲同盟。

还要看到，虽然特朗普本人对多边主义不感兴趣，但其在第一任期内发布的“印太战略”提出了通过小多边手段加强与“志同道合伙伴”间的合作以应对“中国威胁”。小多边模式具有高效、灵活、低交易成本和自愿履行承诺的特征，使得美国在联合“印太”盟友开展对华遏制的同时，不容易被卷入传统联盟的“被抛弃”和“被牵连”困境。

但是，美日菲三方合作能够走多远，仍需观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基于其交易主义的政策倾向和难以预测性，美日、美菲同盟面临更多变数。即便美菲同盟有可能通过政策惯性保持稳定，三边安全合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特朗普反多边主义的政策逻辑的掣肘。而且美日菲合作的重要支撑在于美日共同对菲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特朗普要求盟友分担更多责任，不想为盟友卷入冲突的考量，不利于小多边架构的发展。此外，经济领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短板，美日在经济、技术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兑现对菲承诺，也会影响美日菲合作的走向。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