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多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相继发生社会动荡，土耳其与巴西持续骚乱尤其引人注目，不仅当事国深受其害，而且也给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对此，需准确把脉其症结与评估其影响，以对症下药、促进新兴国家健康成长。

首先出问题的是中东“民主样板”土耳其，在土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塔克西姆广场，因为市政府要拆除广场旁边的一个公园，于5月底爆发持续性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导致严重警民冲突，长期执政且政绩不俗的土总理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备受冲击。接着出状况的是南美“老大”巴西，在6月中旬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众游行示威，近期又上演了大罢工，其缘起竟是政府调高公交票价与主办世界杯足球赛开支过大，公众进而提出打击贪腐、改善医疗与教育条件等诉求，导致巴总统罗塞夫的支持率大幅下降。

对于新兴国家接连“脱轨”的原因，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分析法可以解答。

“内因是根据”，首先还是内因，也即这些新兴国家自身与内部出了问题。土耳其与巴西等相继动荡，是其内部发展失衡与治理失灵而引发的政治与社会危机，包括经济有增长但社会无发展，贫富分化与分配不公催生阶层阶级矛盾，公共产品严重匮乏，民生建设与社会保障欠帐严重，加之有关国家当局傲慢自大、反应迟钝与过激，以至激化政府、执政党与抗议民众的矛盾，问题越闹越大、几至失控。

其中，有关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单一与改革滞后，导致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与物价上涨并存，经济陷入“滞胀”险境，年轻人失业率高企，进而引发动荡，巴西就是典型。而作为新兴国家的主要代表，“金砖五国”今年的经济增速除中国适度放缓之外，其余四国均大幅下滑。

“外因是条件”，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兴国家经济势必受到仍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影响，尤其是发达国家集体与持续推行自私自利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新兴国家面临两难困境。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美国为尽快摆脱金融与债务危机而大肆滥用美元霸权，不惜对外转嫁危机。美联储通过超低利率与三轮“量化宽松”，先是向市场倾泄大量美元，现在却又一再炒作“退出宽松”，其“一松一紧”与“前松后紧”的结果是，新兴国家陷入“松紧两难”：“宽松”使其面临输入性通胀，“退出”使其面临资本外逃压力乃至金融市场震荡。美联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新兴经济体玩弄于鼓掌之间，其对新兴国家经济社会动荡负有不可推卸的间接责任。

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大视野来看，新兴国家近来“出状况”，内因固然关键，但外因也难辞其咎。“风起于青萍之末”，对于新兴国家接连“中招”，西方大国看不见的“黑手”可谓无处不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新兴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竞争，从该角度可更清晰地看到问题实质。西方大国为尽快摆脱危机以把持国际体系主导权，针对后来居上的新兴国家，不择手段与“三管齐下”地转嫁危机：一是经济上，滥用宽松货币政策，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二是政治上，诱导误导新兴国家步入西方“民主”、“自由”陷阱误区，利用非政府组织、互联网与国际传媒等，催化动乱，扰乱人心，废其武功；三是外交上，一面推进西方大国全方位“新联合”，一面极力“唱衰”新兴国家崛起，分化离间新兴国家合作。

对于新兴国家“出问题”的前景与影响，我们需辩证看待、准确评估。一方面，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决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复杂，不排除个别国家受挫、失败乃至出局；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出现的问题具有阶段性，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并非不治之症，对其不应夸大。暴露出的问题总体是可控的，是属于发展与前进中的问题，亦即“成长的烦恼”与“崛起的阵痛”，其难以逆转或打断新兴国家向上走与向前进的时代潮流。“风物长宜放眼量”，对新兴国家“出问题”，既不要低估，也不要高估，因为作为新生事物，其“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对于一些新兴国家“出状况”，作为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既要引以为戒、自强不息、防患未然，必要时更要当仁不让、发挥“领头羊”作用、促进新兴国家团结互助与共同崛起。

一方面，中国应标本兼治，全力确保自身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稳定。对此，一要强化忧患意识，防止掉以轻心与麻痹大意，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规律；二要强化危机管理，完善网络时代的社会管理，坚持“群众路线”，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影响评估”，防止因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重大事故、官员腐败等诱发恶性群体性事件；三要正视新时期社会矛盾，高度重视中产阶层崛起等社会结构变迁，高度关注大学生与农民工两大群体就业，加大民生投入与社会保障力度，及时扎实推进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

另一方面，力推新兴国家“大合作”，破解西方大国“新联合”。包括以中俄战略协作为新兴国家合作的核心，稳步扩大“金砖国家”范围并完善机制，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发展模式上和而不同、相互促进，重点推进能源与货币金融合作，共同制约美国金融霸权。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