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国关系五大趋势

第一，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取得实质进展。2008年9月爆发并且至今不绝的西方金融与债务危机堪称当代国际关系的“分水岭”，世界力量对比与国际战略格局正在经历国际体系自近代确立以来最深刻的演变，发展中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西方发达国家群体性衰退形成鲜明对照，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居于边缘与次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向体系的中心迈进，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取得实质进展，其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世界力量对比“新升老降”。“老”指的是以“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为首的西方老牌强国，“新”指的是新兴大国。西方金融危机业已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虽然凭借美元霸权，实施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超低利率与狂印美钞维持经济增长，但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尾大不掉，失业率高位徘徊，国防等预算面临削减。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不断，经济陷入负增长，欧盟与欧元区国家围绕危机应对裂痕加深，危机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日本政府债务规模惊人，自民党安倍政权企图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与日元贬值刺激经济增长，既是以邻为壑，也是治标不治本。从中长期看，西方发达国家为偿还巨额债务将被迫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把主要精力用于摆脱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困境，并必然导致财力捉襟见肘，对外扩张无力。与此相反，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将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新引擎。尽管当前新兴经济体被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外转嫁危机政策所拖累，加之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也显现增长放缓的趋势，但其前途依然是光明的。

其次是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已演变成“新一超多强”格局。美国虽然还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由于陷入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消耗战与金融危机，以至伤了元气，其相对于“多强”的优势被明显削弱。与此同时，“多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欧盟与日本由于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等而地位下滑，新兴大国实力相对增强、位置前移。西方金融危机不仅加速了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导致世界出现了“七大力量中心”（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而且使得国际格局呈现多层化。美国仍处于第一层，欧、中、俄处于第二层，日、印、巴因为都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原因而处于第三层。“多强”之中，中国的进步尤其突出，不仅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在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并被国际社会普遍看作综合实力新的“世界第二”。在新的大国（含国家集团）“排行榜”中，中国所处的新位置变得更加醒目与敏感。

第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使得大国关系的“外延”扩大，西方老牌大国主导大国关系唱“独角戏”已难以为继。随着“大国圈子”的不断扩大，对当今大国关系应按其主体“一分为三”，包括大类：一是西方老牌大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美欧、美日关系。美、欧、日既加强战略协调，力求共同把持国际体系主动权，又勾心斗角、同床异梦、彼此算计；二是非西方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既有双边的如中俄、中印、中巴、俄印等关系，也有多边的“金砖五国”机制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对话、协调、合作成为新兴大国间关系的主流，新兴大国的“共同语言”与“集体声音”越来越突出；三是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其中既有单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中美、中欧、中日、美俄、美印等关系，并突出表现为西方大国对新兴大国既利用又防范的“两手并用”，还有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这两大“集群”之间的关系，尽管各自“集群”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上述三类大国关系之中，新、老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在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国关系的“主线”。

第三，全球化导致大国关系的“内涵”变得更加深刻复杂，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关系成为主流，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逐渐式微，伙伴化而非同盟化或敌对化的“新型大国关系”逐渐流行。当今大国关系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在总体上呈现为“竞合化”、“矛盾可控化”、“低对抗化”与“伙伴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难以逆转的经济与科技全球化导致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共同利益增大，各国利益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难再泾渭分明、相互割裂。

进一步而言，以下五大因素导致大国关系“内涵”生变：一是面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重大疫情等各类全球性挑战，各大国都难以“独善其身”，而只能是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全球性挑战因而成为促进大国合作的新平台；二是大国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增多，相互依存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增加，矛盾的对抗性有所下降，竞争的可控性显著上升，彼此竞争以和平与发展上的竞争为主，军事较量大多“引而不发”，恶性竞争与零和博弈有所减少；三是大国竞争与合作交织缠绕，“竞合关系”凸显，敌友界线趋于模糊，博弈更为复杂。至于西方老牌大国与非西方新兴大国这两大“集群”，也有别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或“两大集团”，二者之间的“集群博弈”属于“竞合博弈”，而非“集团对抗”；四是主要大国相互核威慑以及常规武器日趋高科技化，致使大国间的战争代价过高、各方均难承受；五是各大国也大多能够汲取大国对抗两败俱伤的历史教训，其对外战略也在不同程度地与时俱进，加之还有来自国际法、国际组织与国际舆论的制约，各大国因而难以随心所欲、恣意妄为。

第四，大国博弈水涨船高使得大国关系所涵盖的领域越来越宽广。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内外战略，加紧角逐“后危机时代”新的制高点。在气候变化、核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上竞争秩序主动权与发展权，在新能源开发上竞争新标准制定权与市场份额，在海洋、极地、太空、网络等四大“全球公地”竞争新规则与新空间主导权，在发展模式与价值观上竞争话语权，在亚太、中东、北非等关键地区竞争地缘战略影响力。简言之，主要大国全方位竞争已然开启，西方大国升级战略协调企图维持国际体系的主导权，而新兴大国则联合自强以谋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五，2012年“大选年”效应显现，各大国同步迈入新的政治周期，对当前大国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主要大国纷纷经历选举与换届，各国新领导人相继就位，老谋深算的“硬汉”普京成功上演“王者归来”，再度出任俄罗斯总统，积极致力于俄罗斯复兴；“生手”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摆脱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任重道远；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总统，继续“变革”大业，前景不容乐观；安倍晋三“二进宫”，二度当选日本首相，企图借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抢救”病入膏肓的日本；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力求全面深化改革、励精图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主要大国新当选的领导人之间需要磨合，使得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的调整重塑期，其中既有新的机遇，也存在着彼此不甘示弱、磨合不畅的风险。

二、稳步推进中国的大国外交

首先，在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的新变化中，中国既面临不少新的机遇，也面临不少新的挑战。

就新机遇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实力增强，地位更加突出，成为多方借重的对象；二是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中美、中俄、中欧、中印共同利益增多，彼此关系稳中有进，中国在大国关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相对主动有利；三是西方大国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矛盾，难以协调步骤，一致对华；四是西方大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矛盾，例如美俄政治与地缘战略矛盾，西方大国已很难完全“聚焦”于中国。

就新挑战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加速崛起，被外界视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中国所处的新位置更加微妙敏感，容易招致相关国家的夹击与围攻，特别是西方大国可能协调对华政策，在一些重点领域联手对华，给中国的“大国责任”层层加码；二是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关系的竞争面进一步显现，尤其是中印之间，既有历史遗留的边界争端与“达赖集团”问题，还有经济与市场竞争，更有围绕印度洋与东南亚的地缘竞争；三是西方大国极力利用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通过拉拢、利诱、忽悠印度等，分化新兴大国，牵制新兴大国合作。

其次，面对复杂多变的大国关系新气象，中国应创新对外战略与大国外交，稳步增强国际战略主动权。

一要对外坚守“发展中大国”的定位不动摇，不被GDP总量乃至综合国力“世界第二”的“高帽子”所忽悠，始终兼顾“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对外承担国际责任坚持量力而行、权责匹配、自主决定。

二要均衡稳健推进大国外交，拓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大国合作，推进大国协调机制化与多样化。均衡发展与西方老牌及新兴大国的关系，构筑更为主动有利的大国“战略伙伴关系”框架。重点推进新兴大国战略协调，以整体的力量应对西方大国的联手制华。将“大周边”作为大国外交的重点，力争中美在亚洲与亚太“和谐共处”、“良性互动”，推动中、俄、美、印四大国开展亚洲政策对话，共同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有效捍卫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三要针对几组紧要及“敏感脆弱”的大国关系，增进互信、确保主动。对美国坚持合作与斗争并举，加强军事交流与战略互信，稳步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对俄罗斯拓展经贸合作，推进战略协作，精心培植互信；对日本刚柔并济，既要多管齐下地坚决抵制日本当局的右倾化，有效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又要努力妥善争取日本普通民众；对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在深化合作同时，妥善管控分歧与竞争；主动运筹中美欧、中美俄、中美日、中美印等战略三角关系，不断扩大回旋空间。

四要有效应对西方大国之间的新联合，密切跟踪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通过推进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应对美欧合作；高度重视美日联手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通过深化升级中国与东盟之间的“10+1”自由贸易区，以及加快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化解挑战；加快新兴大国经济金融合作，加紧落实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重大项目。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