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总理此次出访适值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与中国外交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此访针对两大背景有的放矢，深具战略意义。

其一，西方金融与债务危机致使世界格局深刻重组，新、老大国战略博弈复杂激烈。美、欧、日不同程度陷入债务危机，内外交困、影响力下滑。与此同时，新兴大国群雄并起、影响力上升。面对力量对比历史性的此消彼长，长期把持国际体系主导权的美国等西方大国惴惴不安，一面针对新兴经济体大肆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企图削弱后者出口竞争力，推高后者通胀率，陷后者于“滞胀”困境；一面加紧大联合，美欧酝酿“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美日共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方向同时“作战”，在贸易领域推行所谓“两洋战略”的大制作，企图重振其国际经济政治主导权。在此情况下，新兴大国全面拓展经济、政治、安全与文化的大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此前习主席选择俄罗斯为首访国，此次李总理选择印度为首访国，二者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习主席与李总理通过先后出访与积极开拓俄、印、巴等新兴大市场，在亚欧大陆实施“中间开花”，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来自美国的地缘经济“两洋战略”。

其二，亚太格局复杂重组，中国的周边环境趋于严峻。美国不顾中东北非危机四伏，不顾财政赤字捉襟见肘，“执着”推进“亚太再平衡”。日本当局顽固右倾，竭力抗衡中国崛起。面对亚太地区热点多发、频发的复杂局面，李总理出访印巴肩负着稳定中国周边西南方向的重任，结合习主席访俄有助于稳定中国周边西北方向的战略考量，使得中国周边外交能够集中精力因应来自东北与东南方向的挑战。

李总理此次出访成效显著，以下三大成果引人瞩目。

首先，中印战略互信与务实合作显著加深，双方共同谱写了“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李总理与印度总理辛格一致决定进一步加强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总理就此提出了“五点主张”：一是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二是推进务实合作，深化利益交融。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中印两大市场紧密连接；三是加强防务合作，增进安全互信；四是扩大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将2014年确定为“中印友好交流年”，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五是照顾彼此关切，妥处敏感问题。就边界问题加强沟通协商，在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之前，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加强在跨境河流问题上的合作。李总理还重申了中国政府在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辛格表示印度政府认为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领土从事反华活动。

其次，中巴战略合作继往开来。巴基斯坦不愧为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巴因受累于阿富汗战争与美国的“反恐战争”，国内极端势力猖獗，政局动荡不稳，安全形势严峻，经济发展乏力，以至国力下滑。近期巴议会选举在恐怖爆炸袭击不断之中得以举行，新政府即将产生，在此关键时候，李总理的到访体现了中国对“老伙计”的真诚关心与大力帮助。李总理此访一来巩固了中巴传统友好、深化了两国战略合作，二来提升了经贸合作、加大了对巴援助，包括中方经营管理巴瓜达尔港、巴加入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都是双方加强合作的体现。

再次，中欧经贸合作迎难而上。当前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依然严峻，经济增长仍处衰退之中，欧盟为摆脱危机一再乞灵于贸易保护主义，包括针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等滥用“反倾销”制裁。在此敏感时机，李总理访欧可谓迎难而上。其中，中国与瑞士经过九轮磋商，在李总理访瑞期间达成了自贸协定，也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德国既是欧盟主要大国，也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经济合作伙伴，其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中至今不倒，中德战略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总之，李总理首访继习主席首访之后，全面展示了中国新领导人的外交风采，全面深化了中国外交的新布局，共同开启了梦想加实干的中国大外交，共同开创了稳中求进的中国外交新局面。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