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T”系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及TISA(全球服务贸易协定)。“3T”相互联系，彼此呼应，重在制定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新规则、新标准，试图使其成为美国全球经济布局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三根战略支柱。

美国全球经济部局的“3T”战略，直间或间接影响我对外经济合作。奧巴马在完成TPP谈判后即表示，TPP为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拆掉了壁垒”，消除了美国1.8万种出口商品的关稅，有助于推动对外贸易和经济増长。然而，最终兑现TPP之路并不平坦，2016年2月4日，12国在新西兰奧克兰完成了签署TPP的任务，但“签署并不等于批准”，只有各国国会予以通过，TPP才能予以正式生效。TPP从启动谈判、完成谈判、正式签署、到国会批准的各个阶段都遭遇到重重阻力。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理查德·特拉姆卡在国会游说时称“美国人不会接受TPP。2016年所有总统候选人对于TPP都必须有明确的立场，要么支持，要么反対”。美国民主党的希拉里和共和党的特朗普都表示反对TPP，然而，不少人认为美国国会能够通过TPP，奧巴马亦对国会最终批准TPP抱有“谨慎乐观态度”，主要依据：一是美国国会于2015年6月29日通过了“贸易促进法案”(TPA)，为奧巴马政府设置了贸易谈判目标，作为交換条件，国会承诺一旦12国签署TPP，就进入法定批准流程，对其具体内容不作任何修改，进行直接表决；二是如果美国国会否决了TPP，将难以向其他11国交待，导致美国国际信誉扫地，削弱其领导影响力。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如果TPP不能在美国国会获得批准而胎死腹中，那么美国将被排除在中国主导的亚洲贸易体系之外”；三是从传统上看，共和党倾向信奉自由市场，对自由贸易多持赞赏态度，而民主党更纠结于劳工权益，认为FTA损害了工人利益，因而奧巴马一再強调TPP是把美国工薪阶层放在首位的新型自由贸易协定；四是奧巴马多次表示要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书写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把规则的制定作为打压中国的手段。2016年2月22日，奧巴马在白宫对各州州长说的更加明白，如果美国允许中国这个800磅的“大猩猩”制定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美国的企业和工人都将遭受损失。尽管美国两党对TPP有不同的声音，但在保持全球领先这一核心利益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2013年3月，奥巴马在美国国会提出美欧进行TTIP谈判，同年7月正式启动谈判，TTIP追求的目标不仅是要取消美欧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壁垒，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相互间的监管壁垒。欧盟认为TTIP可促进欧美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又可与美国共同塑造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把自身发展理念、价值观、管理优势转化成为经贸规则，并将其“规则全球化”，维护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导者的作用。欧洲议会于2015年7日8日，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议案，并在12国结朿TPP谈判后举行的TTIP第11轮谈判已就关税减让方案达成共识，减稅方案覆盖了97%的关税税目。但TTIP在欧洲遭受到民众质疑，反对声音相当強烈，双方在消费者保护、基因技术和ISDS等方面存在分歧，谈判阻力重重。奧巴马正在使用所有资源，抢时间力争离任前让国会批准TPP。美欧商定年内将举行多轮会谈，力推TTIP和TISA谈判达成共识。2016年4月15日TISA23个谈判方完成了第17轮谈判。尽管TTIP受到质疑和反对，今年4月25日，美欧仍如期在纽约举行了第13轮TTIP谈判。“3T”前景充满众多变数和不确定因素，但我们不能把“3T”置于最终将走向失败的基点上。

我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仍应聚集力量加強研究，在透彻了解TPP、TTIP和TISA文本内容及我同TPP、TTIP国家经贸关系的基础上，对“3T”给我带来的贸易和投资“转移效果和创造效果”，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并予以理性应对。中国是亚洲国家，同其周边国家贸易额已超过与欧洲、美国的贸易额总额，因而我对外经贸战略基点似应放在亚洲、立足于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推动对外出口及对外投资的新发展。不管“3T”战略最终是成功抑或失败，我对对外经济战略布局无需改变。几点粗浅看法如下：

1、TPP对我影响较为有限，不可能把我逼到“死角”

TPP对我国经贸和地缘政治影响最为直接。有人认为“缺席TPP已使中国成为环太平洋的孤儿”、“不加入TPP的国家只有死路一条”等都是夸大其词的言论。首先，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势下，国际贸易抑或国际投资规则均为双向、多向的选择，並非由美国一家说了算。没有中国等参加的TPP所制定的规则，同时也意味着相关国家自己受到损失。其次，美国已同多数TPP国家签署了FTA，其关税已接近零关税，签订TPP无异于“保持现状”。再次，2014年12个TP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为2.4万亿美元，剔除美国，其他11国的相互贸易额仅为0.68万亿美元。而中国已经与超过半数的TPP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剔除美国，中国同其他11国的贸易额为1.72万亿美元。TPP将驱使附加值较低的贸易和投资从中国转移到其他相关国家，但其冲击力较为有限，无需忧虑和恐慌。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看，劳动密集产业逐渐外移是必然趋势，符合提升我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目标。最后，TPP只是全球FTA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形式或安排。这个被誉为“超级FTA”的TPP打造的新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仅适用于缔约方，很难成为全球都要遵守的贸易和投资新规则。亚洲各国签署并实施的50多个FTA协定，其规则和目标存在差异，不可能都统一在TPP协定框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不要放任个別国家改写全球贸易规则，全球贸易规则需要WTO框架内制定。

2、无须再公开讨论是否应加入TPP，也无必要再试探美国对我加入TPP的态度

奧巴马在完成TPP谈判后会见韩国总统朴谨惠及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时表示欢迎韩国和印尼加入TPP，在安纳伯格庄园召开的美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奧巴马鼓励更多国家加入TPP。如果TPP在12国国会获得通过，TPP“扩容”是预料中的亊件，但“扩容”速度不会太快。美国布魯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美国国家安全亊务总统特别助理李侃如认为在国会批准TPP后，“美国肯定会欢迎中国加入”。但我是否加入TPP既需要考虑自身条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又需要考虑多种国内外复杂关系因素，不仅要考量TPP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又要看到TPP包含的社会政治风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从非经济角度看，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国家主权的资本运作方式。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由资本帝国控制一切，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但这仅是如何看待TPP的一种思考而已。

中国作为国际经济和贸易大国有多种途径加強同美国的贸易、投资合作与对话，包括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投资与贸易协定(BITT)谈判，进而启动中美FTA谈判。中小国家则不然，2015年6月在吉隆坡召开的第29次亚太圆桌会议(APR)上，马来西亚学者认为，面对TPP，中国等大国可以“叧起炉灶”，但中小国家则担心被排除在外，面临政治、安全等风险，而沒有其他选择，只能好坏照単全收。我似应体谅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中小国家的现实处境，对它们多做工作，让TPP中的东盟国家积极参与“10+3”和RCEP谈判。

3、尽早改变“货物贸易大国，服务贸易小国”格局

国际经济交往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三大领域，当代国际贸易处于从一般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的调整与转換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占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全球97%的专利和70%的版权和许可证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拥有。2015年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比2008年增长了84%，其中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的顺差分别为692亿美元和869亿美元，两者合计占其服务贸易顺差的近70%。美国欲借助于TPP和TTIP加速促进投资与服务贸易更加自由化、便利化，以填补货物贸易逆差黑洞，通过商品进口维持高消费的生活风尚。而我国对外投资虽在快速增长，但其规模尚不及美欧，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但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偏低，高端服务业竞争力较弱。WTO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5.5%，而服务贸易出口占比仅为4.7%。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2015年，我国货物项目下的净收入为5781亿美元，而服务项目下净支出为2094亿美元。WTO前总干亊拉米认为服务贸易是经济发展、竞争力和生产率提高的动力，中国的服务业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需要弥补服务业这一短板。因此，我国需要特别关注美国主导的TISA谈判以及TPP、TTIP相关服务贸易条款対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急需采取措施增強服务贸易竞争力，尽早改变我“货物贸易大国，服务贸易小国”的局面。

4、尽快适应、参与、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量已居全球首位，已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因而国际贸易和投资越自由化、便利化对我就越有利。我应在全球高举自由贸易和投资大旗，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的歧视性待遇。尽管业已签署的TPP并非是早先的高规格、高标准的“原版”，不少目标设有“过渡时间表和例外条款”规定，但我对外经济合作水平与“3T”的高规格、高标准相比仍存有不少差距。“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完善対外开放战略布局，完善国内自贸区建设布局具有很強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建立上海等四个自贸试验区是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适应和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的需要。我国既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又要看到国际规则变革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与我国扩大开放的总方向一致。上海自贸试验区似应亊实求是的对标“3T”，寻找差距，通过有针对性改革，促其上海自贸试验区与“3T”规则差距进一步缩小，最终达到或超越“3T”的高规格、高标准。在完成“试验”任务并形成同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相适应的机制后，我应及时宣布正式建成上海自贸区，并可考虑在舟山群岛等港口建立“人、财、物完全自由流动”的自由港。

5、妥善定位和处理FTAAP、TPP与RCEP相互间的复杂关系

在大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激烈竞争中，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由虛到实的历程，呈现出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态势，促进了区域内外贸易与投资的大幅提升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中国作为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一直全力支持亚洲人民走联合自強之路，积极主动推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把亚洲区域合作视为亚太区域合作。

亚太经合组织(APEC，实为论坛)自1989年11月成立以来，亚洲抑或亚太地区签署了全球最多的FTA，包括中日韩与东盟的三个“10+3”、TPP、RCEP等。由于各种类型的FTA关于商品原产地规则不同，同一种产品来自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关税不同，以及安全标准、环保标准、市场准入标准等不同，加大了各国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为消除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及“意大利面条碗效应”，2006年，在越南河内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概念被写入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宣言；2010年，日本橫滨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通过的联合宣言要求APEC采取措施，逐步推进FTAAP的构想；2014年，在北京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我国提出FTAAP愿景，各成员赞同对FTAAP进行“战略研究”。

由于2011年11月东盟与自贸区伙伴国领导人共同发表《启动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解决机制等8个方面展开了多轮谈判。中国支持东盟主导的RCEP谈判，印度不是APEC成员，但加入了RCEP谈判。TPP和RCEP都是通往FTAAP的平台，问题是FTAAP的最终建成究竟是以TPP为基础还是以RCEP为基础？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认为“无论是双边、多边还是区域性协定，都可以对亚太自由贸易做出建设性的贡献”，但却強调“TPP是一个平台，其他国家如果能够满足其高标准的要求，可以在现有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加入”，“TPP是实现FTAAP的可能途径之一”。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指出RCEP谈判进程落后于TPP，可能难以作为TPP“对等的合作伙伴”，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依TPP为基础完成FTAAP的构建。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罗布表示澳大利亚参加了TPP谈判，同时也是RECP谈判的成员，这两个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是最终达成一个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重要跳板。前新加坡外交部常务秘书考西坎称“沒有人认为TPP可以替代中国。美国很重要，中国也很重要。我们可以两边兼顾”。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认为“当今世界因中国崛起而出现了重大改变，要把新的世界秩序看作一个拥有两个太阳的太阳系，而不再是只有美国一个太阳。这种变化迫使亚洲国家重新制定其外交政策，以考虑到来自北京的新引力”。因此，加入TPP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是RECP的成员国。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海外地区战略主管助川成也先生认为RCEP或许比TPP对日本更为有利，但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前首席经济学家河合正弘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Nogami却声称如果一国已达到加入TPP的高标准，是不会考虑再加入RCEP的，TPP将推动FTAAP的建立。实际上TPP対日本经济而言意义不大，按照2011年民主党推算结果，TPP带给日本的经济实惠是10年拉动GDP增加2.7万亿日元，年均仅为2700亿日元。值得关注是安倍对TPP态度发生了突变，从“坚决反対TPP转向积极推进TPP”，其目的是配合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抑制”。

对美国而言，以TPP为基础建立FTAAP符合美国的战略意图，但这并非是中国等亚洲许多国家倡导建立FTAAP的本意。迄今，人们对TPP和RCEP是什么关系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TPP与RCEP是对立的博弈，有人认为是互动的融合。如果TPP和RCEP是互动的融合关系，那么怎么融合？其融合路径无非：一是中国加入TPP，美国加入RCEP，RCEP与TPP共同和谐推进FTAAP建立。二是把TPP和RCEP整合成为一个新称谓的跨区域性的FTA安排，形成合力推动FTAAP的实现。三是“井水不犯河水”。美国搞“代表美国路线”的TPP，东盟等国家搞“代表亚洲路线”的RCEP。四是通过谈判把论坛属性的APEC变成制度化的跨区域合作实体，沿高标准方向不断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最终走上FTAAP道路。上述四条路径都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和难以排解的困难，FTAAP从“战略研究”、“实质谈判”到“达成共识”，其路途相当遥远。当前，我需要把如何定位和处理FTAAP、TPP与RCEP相互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国家级课题予以研究，拿出一个既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又符合区域利益的可行方案。

6、着眼于现实制定区域经济合作路线图

各种区域经济整合愈益增多，我应从现实出发，坚持以我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思想和原则，借力于“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实施多种形式对接合作，推动“亚欧跨区域经济合作”；积极主动同沿线国家进行FTA谈判；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动合作标准的全面升级，促其贸易投资大幅増加，继续在三个“10+1”合作中发挥领先作用；参加RCEP谈判16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国家利益诉求不同，需要协调彼此差異，采取逐步到位的自由化方式，让RCEP比TPP更具弹性。中国应发挥“关鍵推动者”作用，加速促进RCEP尽早达成共识并签署。如RCEP久拖不决，亦可考虑运用“东盟+X”和欧元区模式，让愿意按目标要求实现自由化的国家先行加入，尚未准备好的国家则可延缓加入。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和対外贸易各占全球的20%以上，对东亚乃至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建立三国自贸区无疑有助于充分发挥三国间的产业互补，提升三国贸易投资水平，促进区域价值链融合。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指出：“中日韩FTA将拉动日本实际GDP増长0.74%，而日本参加TPP只能使实际GDP増长0.54%。日本副经济财政大臣西村康稔在2015年9月11日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开表示中日韩FTA谈判应该尽快制定出谈判框架予以推进，同年11月1日，中日韩领导人在韩国首尓会晤为三国FTA谈判注入了“政治动力”。博鰲亚洲论坛理亊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博鰲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上強调，要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的步伐。但自2012年11月启动FTA谈判以来，三国FTA谈判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日韩作为美国的盟友，在东北亚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不能不考虑美国的意愿以及中日关系依然复杂、多变、脆弱。中韩签署FTA以及相互紧密经贸合作，虽可对日本造成一定压力和刺激作用，但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多种非经济因素干扰，使中日FTA谈判仍难以达成共识。长期以来，人们重于谈论中日FTA和中日韩FTA的重要性，但重要性并不等于现实性，只有三国妥善处理了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主导权与非主导权、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等“三对关系”，才能推动中日韩FTA谈判逐渐走上正路。这或许是短期内难以看到的“前景”。由于“10+8”论坛早已不是首届东亚首脑峰会的原貎，而是区域内外国家相互妥协的无耐选择，有了RCEP，“10+8”论坛实际上已无多大价值，不必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路径选择。

7、辩证认识“区域发展优先”与“地区开放主义”的相互关系

从理论视角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实体都是以“区域发展优先”为原则，其开放性表现为相互间关税逐步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排除，以促进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但“区域发展优先”原则并不妨碍区域合作整体和个体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积极发展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全面经济合作，甚至与其外部地区和国家签署FTA。过去我们所说的“中国反対排他的、封闭的和针対任何特定一方的东亚合作”，指的是东亚合作不要割断与域外国家和组织的联系，而不是说域外国家都可以无条件地参加具有东亚和亚洲属性的区域合作组织。因此，需要从理论概念上搞清楚区域经济合作的排他性与开放性的关系，不能因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具有排他性而拒绝地区开放，反之也不能由于地区开放而扬弃应予以坚持的排他。

8、提高FTA的利用率，充分发挥FTA的作用

我国到2015年底已签署了14个FTA协定，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22个国家和地区，并正在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进行FTA谈判。尤其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业已签署，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海关合作与贸易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是对原有FTA内容的丰畗、完善和补充。升级后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将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大幅提升。

FTA最基本的功能是关税减让，根据中韩FTA协定规定，经过最长20年过渡期后，中国91%的产品将对韩国实理零关稅，韩国92%的产品将对中国实现零关税。中澳FTA的降稅速度更快，将在5年之内，澳大利亚所有产品关税都降为零，而中国关税降为零的税目比例为95%。关税减让将刺激中、韩、澳三国的产品加速流通，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中韩FTA将拉动中国实际GDP增长0.34个百分点，拉动韩国实际GDP增长0.97个百分点。澳大利亚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初歩预测，中澳FTA将拉动澳大利亚GDP增长0.7个百分点，拉动中国GDP增长0.1个百分点。然而，中国企业对对上述情况知之甚少，而且企业对复杂的原产地规则、文件收集存在困难以及企业缺乏相关专业人士，使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偏低，已经签署的FTA沒有充分发挥作用，浪费了我外交资源。针对上述存在问题，我有关部门应向企业公开已签署的FTA文本，高端智库要为涉外企业进行FTA培训，提供智力支持，培养精通FTA的复合型人才，以促进我对外贸易和投资新发展。

9、坚持双边、多边和全球谈判的多轨模式

WTO是规范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组织，经过多轮谈判已确立了各成员国都应遵守的规则，但“多哈回合”谈判久议不决，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国际贸易的需要，而区域性贸易安排，其自由化步伐快于WTO，许多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大多都是首先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实现的，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重区域性贸易安排”，而“轻全球多边贸易”的倾向。美国“3T”战略驱使WTO加速走向“边缘化和虛位化”，这与美国坚持“双边、多边和全球谈判的多轨模式”不相符。美国《耶鲁全球化》杂志2004年11月5日刊文指出，在美国前贸易代表佐利克主持下，美国和很多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但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和对外政策利益。美国的利益和全球利益不允许出现地区化的局面，美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应回归到世贸组织下的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前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也认为“多边体系的成功非常重要，双边和地区协定只是第二选择”。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有责任在WTO框架内协调“南北矛盾”，处理好区域贸易合作与全球多边贸易合作关系，争取早日完成“多哈回合”谈判，进一步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一个有活力、有实效的WTO利于重振国际贸易、投资和拉动世界经济増长。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此稿为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