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四难”并存，且呈现相互关联和叠加的局面。世界经济之所以呈现“四难”并存的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发展的不适应性和供给不足密切相关，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带来的挑战。一是要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保持战略定力，沿着既定方向落实好重要改革举措。同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金砖国家合作，提升新兴经济体整体抗风险能力。二是加快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推动金融业真正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防止资金“脱实入虚”。三是充分利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等双边和多边机制，加强货币政策沟通与协调，促使美国增强政策透明度，减少对中国和世界的负面溢出效应。

当前全球货币政策收紧因素增多，推动全球货币政策调整驶向十字路口，但年内全球低利率环境难以改变，不会出现全球货币政策从宽松走向紧缩的拐点，造成世界范围内流动性短缺的局面。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仍处在分化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美联储加息给新兴市场带来的冲击，只要美联储加息有度，新兴市场有备，就不会重现2013年的大动荡局面。不过全球货币政策“由松到紧”仅是时间问题。全球货币政策最终要从宽松走向紧缩，意味着一场新危机即将开启。

相比美联储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欧日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紧迫感远低于美联储。究其原因：欧洲、日本央行通胀率尽管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值，收紧货币政策的动力显得不足；2017年欧洲面临民粹主义抬头和多国大选，欧洲央行试图延续当前的QE政策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力阻民粹主义和极右政党胜选执政，因而宣布维持现有货币宽松措施不变。但欧日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日趋缩小，未必能在宽松征途走得很远，而且美联储加快升息步伐，有可能“倒逼”欧日央行不得不被动跟随收紧货币政策，确保欧元和日元与其美元利差不会拉开过大差距，导致资金外流。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货币宽松政策逐渐走向紧缩拐点的声音愈益增多。本文简要分析了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新因素；全球货币政策分化中蕴含着紧缩趋同变化；美联储加速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欧洲和日本宏观经济形势不及美国，央行沒有跟随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其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但考虑到宽松货币政策已快走到尽头，开始释放出收紧的初步信号。2017年，货币政策紧缩因素増多，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走高，流动性趋紧，推动全球货币政策调整驶向十字路口。然而，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之路并不平坦，年内全球货币宽松与低利率环境难以根本改变，尚不会出现全球再通胀及货币政策从宽松走向紧缩的拐点，造成世界范围内流动性短缺的局面。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货币宽松政策逐渐走向紧缩拐点的声音愈益增多。本文简要分析了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新因素；全球货币政策分化中蕴含着紧缩趋同变化；美联储加速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欧洲和日本宏观经济形势不及美国，央行沒有跟随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其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但考虑到宽松货币政策已快走到尽头，开始释放出收紧的初步信号。2017年，货币政策紧缩因素増多，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走高，流动性趋紧，推动全球货币政策调整驶向十字路口。然而，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之路并不平坦，年内全球货币宽松与低利率环境难以根本改变，尚不会出现全球再通胀及货币政策从宽松走向紧缩的拐点，造成世界范围内流动性短缺的局面。

无论清单所列是对等开放还是妥协之举，中美双方目前正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密切沟通，在避免将两个重要贸易伙伴国的关系复杂化或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同时，以快跑迭代的方式不断深化具体合作。观察双方经贸合作路径和走向的下一个重要节点将是中美会就“百日计划”取得怎样的阶段性成果及成果所在领域。

近几年来，随着越南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对外经贸合作迅速扩大，越南与近邻的中、日、韩三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越来越频繁、也促进了经贸合作的持续增长。

安倍政府已将TPP作为增长战略的支柱，也是应对中国崛起的经济方面的日美同盟。所以安倍政府千方百计地要说服美国不要退出TPP，但美国彭斯副总统却告知日本“TPP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日本只好无可奈何地哀叹“没有美国的TPP没意义”。而且对于日本主导的TPP11谈判，参与各方均有打算，所以议论纷纷难以协调。有人预测，它将四分五裂。

——中美经贸关系的特点和影响之六——美国在“转移效应”过程中受益最多；处于全球产业和价值链高端的有关国家和企业也受益较多；中国处在全球产业和价值链中低端，从加工贸易部分所得是微薄组装费。在贸易转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按原产地规则统计的数据，已经不能反应国家间贸易关系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