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加息减税引发企业与资本双回流，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减税方面，中国正在谋划应对之策。就在14日上午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现在企业普遍感觉到税收、费用包括各方面的成本负担还比较重，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也还有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的必要。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中国有智慧应对美国加息减税带来的大冲击。

经济全球化2.0有两大趋势：第一，各国更加注重自身的综合发展利益和新理念下的可持续发展；第二，网络新技术、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速度快、规模大，将改变增长和发展动力机制与经济结构。新技术本身具有超能力，即超越国家市场边界，超越政府管控规制，也会改变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化构建模式。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思考在新形势下建立什么样的开放机制的问题，其中，可以看得清楚的是，要更加重视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利于合作发展的功能性机制建设，更加重视新技术发展对市场结构重组的推动和重构作用。

全球经济若要如愿进入新的稳定增长周期，首先取决于能否在巩固周期性复苏成果的基础上加快结构性改革，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矛盾。其次取决于能否在巩固全球经济治理成果的基础上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无论是世界经济增长还是全球经济治理，都离不开中美两国“稳定双核”的作用。因为美国“折腾”，所以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有为”。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积极作为值得期待。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已经修改或放弃了很多对华经贸极端说辞，中美出现全面贸易战的概率正在下降。但仍要引起注意的是，对华经贸强硬一直是美国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为数不多的共识。行政部门对华强硬的经贸政策也因此最易获得国会广泛支持。种种迹象表明，针对中国的各项贸易保护主义工具并未被“雪藏”。在全球贸易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若美国重拾贸易保护武器对华施压，或引发他国效仿，潜在风险值得警惕。

特朗普总统最近访问北京期间，中美两国签下了14个大单。这些协议体现出了两国经济关系中的若干新趋势，再次证明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与未来的好处相比，2500亿美元协议也许微不足道。不过中美之间的这些协议其实并未改变它们的贸易协定。而且特朗普总统和罗斯部长要求贸易公平和互惠无可厚非，但公平贸易的标准并不是由美国，而是由WTO来确定的。美国应该检讨自己的贸易行为，冷静坦诚地与其他国家协商问题，同时所有协商都要以事实和WTO规则为依据。

美国未来更好的选择不是限制从中国的进口，而是扩大对中国出口。一方面加强优势领域（贸易顺差较大的领域），包括汽车、飞机、芯片、高端机械设备等高科技产品，进一步放松出口限制；另一方面挖掘潜力领域，让中国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降低畜牧产品贸易壁垒，同时加强能源合作以及推进基建合作。除此之外，更具战略意义的是按照“做大增量”的思路深入挖掘中美结构性合作潜力。

在争取贸易伙伴国社会珍视“中国机遇”时，我们需充分利用经济周期变动影响。我们要促使贸易伙伴认识到资源民粹主义可能令其利益受损。其次是开辟我们的替代进口来源，包括商品、服务的其他进口来源，以及先进制造业和高端现代服务业的进口替代，从而有效减少贸易伙伴国内非理性势力的干扰风险。

英国要脱欧的话，就越需要中国方方面面的帮助和合作，这就使得中国谈判的地位会大大地改进。2018年的投资环境比今年要好一些。明年开始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从欧洲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一带一路”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是战略性的还是纯粹的商业性的，这方面的担忧和前几年相比明显上升了很多。

对于TPP11新协定，很多人认为，未来道路并不平坦、步履维艰。因为，在11国中，对TPP11持反对态度的不只是加拿大，墨西哥、越南等国也有随时提出反对意见的可能，要求重新进行谈判。现在的TPP11仍走在薄冰之上。主要受正在进行的北美自贸区（NAFTA）重新谈判的影响较大。至明年上半年TPP11签署新协定之前，调整遗留的问题将成为导火线。此外，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对没有美国参加而日本主导的TPP11不感兴趣。

中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资源条件均有不同，各有比较优势，这是形成经济互补关系、互利共赢的基础。正是由于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才使中美经贸关系可以克服困难、不断发展并实现了双赢。中美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发展的好，不仅造福两国人民，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也有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