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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强:中美经贸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发表时间:2017-11-24 19:39 来源:国际网
中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资源条件均有不同,各有比较优势,这是形成经济互补关系、互利共赢的基础。正是由于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才使中美经贸关系可以克服困难、不断发展并实现了双赢。中美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发展的好,不仅造福两国人民,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也有重大作用。

2017年10月30日到31日,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美国顶尖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在白云路办公区举办了中美全球经济秩序对话交流会。此次会议恰逢十九大召开不久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期,其讨论成果为中美两国未来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提供前瞻性参考。

会议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兼执行局局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张晓强就中美经贸关系进行了主旨演讲,本文对该演讲进行了整理。

中美经贸数据

双方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2016年两国分别占全球GDP的15%和24%,合计39%;能源消费分别占全球的23%和17%,合计40%;科技研发投入分别占全球的21%和33%,合计达54%。两国也是世界货物贸易一、二位,中美货物贸易额2015年达5580亿美元,是2005年的2.64倍。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销售额近5500亿美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当年在华销售汽车390万辆,平均每8秒钟卖出一辆,2017年1-9月在华销售汽车275万辆,比在美国本土销售量多25.3%。近几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快速增长,2015年150亿美元,2016年达450亿美元;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近几年达1.3万亿美元,居外国持有首位。

以上数据,反映了中美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双边经贸关系的紧密联系。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是在WTO规则及多双边协定架构下实现的,也是两国秉持开放政策促成的。深层原因则是优势互补,而且双方都从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对中国而言

美国提供了巨大、稳定的外部需求

美国是第一出口市场,占中国出口比重达16%,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稳定的外部需求;美国在华投资近7万家企业,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了200多万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201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近3400万吨大豆,若在中国种植需要利用近1500万公顷耕地,相当于中国现有耕地面积的12%。美国是全球金融业中心,全球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

截止2017年2月,有130家中国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70多家在纽约证交所交易。2014年中国阿里巴巴公司在美国上市创造了历史上IPO最大的记录。这些不仅仅是融资方面的作用,也有助于中国企业提高全球知名度,促进企业改革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对美国而言

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

中国是北美地区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过去10年,美国对华出口年均增速达到11%,远高于美国同期出口平均增长4%的速度,也比同期中国对美出口年增6.6%高不少。今年1-9月,美国对华出口1136亿美元,同比增长19.8%;中国对美出口则增长11.5%,为3091亿美元。美国出口62%的大豆、25%的波音飞机,17%的汽车销售给中国。2016年中国进口美国电影51部,给美方带来收入近160亿美元。

从中国进口的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不仅有助于美国保持较低的通胀率,也提高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据美中贸易关系委员会的研究,2015年对华贸易平均为美国每个家庭年节省850美元。据中方统计,2006年至2016年,美对华服务出口由144亿美元增长到869亿美元,顺差为560亿美元。

2016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的数量超过35万人,占在美国际学生总数的34%;按美国商务部测算,为美国贡献了约160亿美元的收入;中国赴美游客近300万,增长15%,消费支出330亿美元,增长9%,分别占去年赴美游客总量(7650万,同比下降2%)和支出(2447亿美元,同比下降1%)的3.9%和13.4%。

中美比较优势

中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资源条件均有不同,各有比较优势,这是形成经济互补关系、互利共赢的基础。比如,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已超过25%,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规模大、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中国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以电子制造业为例,中国的深圳等地区已形成世界上最具成本竞争力的规模最大的电子产业供应链。美国苹果公司的手机、电脑产品在全球700多家供应商中,近一半在中国。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港口、发电与电网等规模与水平均是发展中国家最好的。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素质良好和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按照国际统计口径,中国劳动力人口约9亿,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和也只有近7亿。据测算,2016年美国蓝领工人薪酬是中国工人薪酬的8倍之多。

美国则是科技实力全球领先、消费市场全球最大者。在电力、天然气、土地、物流、融资水平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美国在航空、电子信息、生物科技、高端装备制造、材料等领域位于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及相关制造设备、电气机械、化工设备、高档机床等产品水平高,受到中国用户的欢迎。《福布斯》发布的2016年全球最大15家科技公司中有10家总部位于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网站10月24日发布的全球最佳1250所大学中,美国居首位,达221所。这些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

克服困难,中美双赢

正是由于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才使中美经贸关系可以克服困难、不断发展并实现了双赢。

针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张晓强就贸易逆差、双向投资与市场开放、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IPR)等三方面,进行了重点分享。

第一,关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首先,服务贸易,中方是大逆差;货物贸易美方有较大逆差,但对规模双方的统计数仅2016年就相差1120亿美元,中方是2540亿美元,美方是3660亿美元。前几年,两国商务部就统计差异进行的联合研究表明,美方统计的2008年-2014年逆差数据平均高估19%。

其次,在国际分工的格局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密切相关,是国际分工梯度较多的结果,现阶段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有很大部分是承接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据美方统计计算,2001至201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美逆差总额的比重从20%升至47%;但同期美国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逆差比重则从23%降至11%。还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全部出口的约45%是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资企业;比如苹果公司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惠普公司、戴尔公司电脑的80%左右是在中国总装后销往美国及世界各国。关键零部件来自日、韩和中国台湾,关键技术及专利费主要是美国公司收取。

据第三方机构调查,一台iPhone7手机最低售价649美元,组装在中国,成本为每部238美元,归于中国企业的仅有6美元加工成本和一家公司供应的电池3美元;其他200多美元,是多家外国公司供应的元器件、美国高通公司等收取的专利费。生产成本之外的部分,主要是运输、进口商、零售商各环节利润、成本及税收。而苹果公司所得最多,每部手机的利润达200美元。如果简单从中国对美出口金额看,肯定难客观反映情况。

再次,是美国政府实行的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影响了美国企业优势的发挥。2001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曾占中国进口同类产品的16.7%,2016年降为8%,这与美国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地位明显不相称。从集成电路产品与制造设备、高档数控机床、先进材料、先进生物科技产品,到民用航空航天设备与技术,有多种多样的复杂的控制体系。中方为此多年向美方提出意见。

2010年美国政府宣布启动出口管制体制改革,但几年过去了,主要是放宽了对盟国等的出口限制,但对中国无实质举措。2016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2750亿美元,而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砂合计仅2520亿美元。如美方放宽过度限制,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会大幅增加出口,从而大大降低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据今年4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如果美国把对华科技产品转让的规定放宽到对巴西的水平,可以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24%;如果放宽到对法国的水平,则能减少34%。

第二,关于双向投资。

按存量计算,美国是按国别投资中国最多的,而中国近几年对美投资在快速增长。近期面临的问题是,美方认为中国的开放还不够,不对等;中方则认为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安全审查机制等构成了严重阻碍。

首先,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承诺,所有协议规定的内容,中国均已兑现。例如,对外资银行的币种、地域和客户范围限制均已取消。这几年欧美各国谈的是希望中国更加开放,减少领域和股比等方面的限制,特别是在金融、文化等领域。

对此,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逐步实行对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在上海等自贸实验区已开始这样做,今年八月颁布的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已将“限制类”减少30项,降至63项。但最终肯定会有少量领域/行业列入“负面清单”,这是国际惯例,重点在于留多少类别?这是需要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等确定的。遵循的原则,美、欧讲“对等”(reciprocity),中方讲“平等”(equality),二者内涵是不同的。

因为发展阶段、管理水平等差别很大。比如在金融领域,在中国审慎管理能力低、国际投机资本活跃的情况下,开放度不可能达到英国金融开放的水平;又如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不允许私营公司做基础电信、办电视台,而欧美是允许的;这需要协商解决,而不能简单讲“对等”。

对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中方认为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有歧视,透明度不够。美方则认为用的并不多,对中国国有企业应该更严格。从统计数据看,2012年-2014年,中国连续三年位居美国CIFUS审查国别数量第一,合计68个项目。但中国投资只占美国吸引外资的不到10%。

据不完全统计,因安全审查导致在美投资受阻的中国企业投资项目金额已超过500亿美元。即使有的投资最终能批准,也要求签署了严苛的“缓解协议”,对企业的具体经营、业务内容等确定严格的限制条件,包括中国投资人到实地访问需提前15天告知美国政府机构、甚至不允许到运营现场。太阳能发电是清洁能源项目,同一个区域,中国民营企业去投资并购就被否决,而加拿大公司就能获批准。

在CIFUS框架下,笼统地表述为“并购美国重要基础设施、先进技术企业就要考虑安审”,但从不列出具体行业。特朗普总统已多次讲要加大对美国现有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改造升级,中国企业在公路、高铁、机场等领域也有实力。但如果美国对“基础设施”哪些是重要的并对外资进行安全审查不透明,以PPP模式等吸引中国投资就难以实现。

第三,关于科技创新与IPR保护。

重视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是中美两国共同的特点,美国仍然高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是现状。对自主创新,我认为中、美都是认同的,一国的科技能力增强当然主要靠自己,而不能靠外国。与此同时,两国也都注重引进优秀科技人才,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大量技术是强迫美国公司转让的或是偷来的。

班农先生在白宫任职期间说,“我们贡献给中国的是我们的技术,我们不得不把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基本精髓的创新技术拱手让与他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大公司CEO不满于被迫向中国合资伙伴转让技术,要根据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对中国窃取IPR的问题展开调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阐述了立场。我在此主要从个人经验及与美方商谈的工作实践谈。

首先,中国从美国引入的技术是付费的,不是白拿来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花上亿美元从美国GE公司引进煤炭大型发电机组成套技术,九十年代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引进程控电话机、移动电话技术。最近几年,中国企业为移动通信芯片、手机制造,每年向美国高通公司付大额技术费与专利使用费,已占该公司总收入的57%。美国公司是世界上管理能力、经营水平最优秀的,我认识很多大公司负责人,没有遇见把自己的好技术低价卖给中国的。

其次,关于“强迫向中国合资伙伴转让技术”,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确实如此。当时中国的“外资法”等就规定以转让先进技术为政府批准外商投资的条件之一。因这种规定违反WTO规则,在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对大量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有关政府部门要求对外商转让技术的内容已全部取消了。

我曾几次向美国政府商务部、贸易代表署(USTR)、财政部、国务院高官问过,你们讲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先进技术,有证据请拿出来,是哪级政府、哪个机构在批准文件中有这样的条款?如果有,中央政府马上去查办。但我从未见美方提供过这样的文件证据。

至于说是“被迫向中方合资伙伴转让技术”,那就要换个角度分析了。“合资”是商业行为,双方都想获取更多好处。中国企业在本地市场与人才、营销网络及产业供应链等方面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公司在先进技术、经营管理和海外市场营销方面有优势,这是大格局。中国企业家希望在谈判时把自己的优势多做价,并要求外国公司把先进技术引入而且做价越低越好,以便提升中方的投资效益;外国企业家则采取相反的办法。这是常规的谈判、是商业交易,在竞争十分激烈的中国更是如此。不这样去谈判“合资”的,绝不是好的企业家。这种情况下最终能否谈成是企业家之间的事情。

此外,我引用一组数据。2015年和2016年两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合计2520亿美元,其中“外商独资”方式为1820亿美元,占比重72%,即:外商独资是近年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最主要方式,这不存在“合资伙伴”,当然也不存在中方企业向“合资伙伴”低价甚至是白白索取技术。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也同样是以独资方式为最多,这是基本事实。

关于IPR保护,中国在三十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所走的路,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先进国家相比,在法律体系、执法力度等方面还有差距。但在倡导创新文化、强化IPR创造、保护、运用的原则上,是有共识的。这不只是对国际社会负责,更是为了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且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若干领域的技术与IPR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打击外国不法者窃取中国IPR行为正成为中国日益重要的工作,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以上介绍,主要是我深感随着中美经济往来的规模扩大、水平提升,在合作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矛盾,关键在于要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研究提出有效合理的解决方案。以保护主义的方式,简单实施单方面制裁等举措,只能使双方都受损。当今世界,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加强经济结构改革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加强金融监管与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合作与发展,缓解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减少发展及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方面,都需要国际社会及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对网络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反恐、防止大规模传染病传播等方面的全球性挑战,需要中美及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在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中国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支持多边贸易体系,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期待着与总统先生共同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美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发展的好,不仅造福两国人民,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也有重大作用,中美智库、专家也应共同努力,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整理自《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原文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张晓强在中美全球经济秩序对话会上的发言,文章转自中美聚焦)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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