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来，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相比之下，亚洲经济体在危机中展现出更强的韧性。2020年，亚洲经济收缩0.8%，与美国3.4%和欧元区6.5%的负增长相比，呈现的经济动荡更小。2021年，亚洲经济强劲反弹，地区GDP增长率达到6.9%，优于世界其他地区。今年以来，随着内需复苏和出口扩大，亚洲经济继续展现良好动能。不过受乌克兰危机等事件冲击，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今年亚洲地区的GDP增长约为4.6%。

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亚洲延续了以“高增长”和“低波动”为特征的发展奇迹。从1960到2018年，亚洲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4.7%，远高于1.9%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和经合组织成员国2.2%的平均增长率。除1997-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外，亚洲国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最近的新冠疫情中，出现的经济震荡均相对较小。现在，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GDP总额已占全球GDP的33%。亚洲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表明，其独特的经验正为发展保驾护航。不过，这些好的经验，如今也正面临一些逆风和挑战，值得我们警惕。

亚洲的发展奇迹得益于很多因素，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总体维持了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二战后，亚洲国家逐步摆脱了殖民统治及其影响，政治趋于稳定。数十年中，亚洲虽偶有爆发冲突，但这些冲突的影响基本是局部性的和短期性的。地区国家普遍有改变贫弱面貌的迫切要求，重视维护和平与稳定，聚焦经济建设，这为亚洲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第二，充分利用开放的外部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一直到本世纪前十年，欧美发达经济体都奉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这为亚洲国家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经济体纷纷选择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增长模式，重视从发达国家引入资金和技术，大力发展制造业。随着欧美国家将越来越多的生产外包给亚洲企业，亚洲持续实现产业升级，并逐渐从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细分贸易，提升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最终形成了多种产业集群优势。

第三，坚定开展平等、包容的区域一体化合作。乘着全球化的东风，亚洲经济体积极组建和参与各种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其中尤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影响最大，成效最为显著。亚洲国家及时从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地区金融与货币合作也取得显著进展。RCEP今年年初正式生效，其独创的、极富包容性的“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极大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以磋商求共识，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重要特征。曾经有西方学者指亚洲方式效率低下，但从实际效果看，亚洲方式恰恰展现了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近年来，美国鼓吹的战略竞争和逆全球化潮流给亚洲发展带来新的挑战。美国政客将国内矛盾向外转嫁，打着对华战略竞争的旗号，安全上到处煽风点火，经济上强化保护主义，亚洲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重大改变。

安全上，美国制造紧张和对抗，威胁亚洲和平与稳定。美国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在地区展开高频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挑动地区矛盾，鼓动欧洲国家派海军介入南海。美国屡屡冲击台湾问题红线，提高对台军售水平，助台发展“非对称防卫能力”。美国众议长佩洛西执意访台，引发台海局势紧张升级。

经济上，以美国为首，发达国家纷纷以“供应链安全”为由推动制造业回流。拜登政府今年3月出台《买美国货法案》的新细则，计划分阶段将政府采购中“美国货”的比重由目前的55%提高至2029年的75%。近期拜登签署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对美国电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给予特殊补贴。美国还违背经济规律，动用行政手段强迫亚洲先进的半导体企业对美投资并提交机密信息。这种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无疑是亚洲发展的逆风。

区域合作方面，美国不愿受到一份综合的、互有妥协的协定束缚，抛弃了自己一手拉扯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转而唱起“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新戏，是要继续在美国最想要的领域逼参与国做出妥协，顺应美国的要求，而避免在其他领域向他国让渡利益。IPEF声称有四大支柱，任由参与国自主决定参与哪些支柱。这种做法如得以成行，将造成条块分割，在亚洲经济体之间竖起生产和服务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损害经济效率，最终动摇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基础。

亚洲的发展奇迹是否能够延续，有赖于我们对过往经验的总结和眼前挑战的审视。

地区国家和人民需要排除外来干扰，展开诚挚磋商和务实合作，尤其要坚决反对外来势力的搅局行为，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面对西方国家打着各种幌子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亚洲国家应更坚定地举起开放主义的旗帜，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做斗争，合力维护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

同时，还需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包容的地区主义，坚守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亚洲精神，将现有以东盟中心的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的区域合作架构做得更好更强，把亚洲区域合作的蛋糕做得更大更香。

在此基础上，亚洲国家应树立起更鲜明的亚洲身份，提出更多、更有效的亚洲主张，不仅促进真正的“亚洲世纪”早日实现，更要为全球治理做出亚洲贡献。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