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正式推出“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简称“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印太经济框架”确定了四个主要议题领域，自诩为应对21世纪经济挑战，推动印太地区经济繁荣的高标准、前沿性经济架构。该框架的推出既是美国争取“印太”地区经济主动权的需要，又是拜登政府兑现“中产阶级外交”竞选承诺的具体实践。这一框架可能会弱化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加速在关键供应链上的“去中国化”进程。面对挑战，中国既要冷静沉着，坚定自信，又要积极行动，善于作为。

按《新产业政策》的界定，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产业政策等同于政府对自由市场的高压干预，因而在美政策圈名声扫地；而新产业政策则是美政府参与自由市场，以产生符合美国家利益的经济结果的任何措施。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美领导人“高瞻远瞩”的行动，确保关键技术领域的长期竞争力，以此建立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并在危机时保障社会的日常运转。但当前美国推进新型产业政策面临的巨大难题是——被大政府控制的美国还能维持自由市场经济吗？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完善与各国的贸易、收支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近期美国对俄制裁反映出美元“武器化”特征使矛盾愈发尖锐。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尝试美元替代方案，尽管短期来看替代选项在效果与稳定性方面都存在一定缺陷、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会发生根本动摇，但未来影响力不可低估。

近年来美国政府鼓吹中美“脱钩”，尤其是科技“脱钩”，试图以此来打压中国科技企业，遏制中国科技进步。但事实上，这一政策思路不够清晰，低估了全球科技生态体系的相互依存关系，美国国内也招致强烈反对，因此很难落地，也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建立“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体系并不能维护美国的科技主导权，反而弊大于利，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带来负面影响。

卢旺达已涅槃重生，经济重回正轨，而且取得了非凡成绩，成为非洲国家发展的新明星，一些学家提出了“卢旺达模式”的说法。其中：大力倡导民族和解是“卢旺达模式”成功的首要条件。领导人治国有方、国内政局稳定是“卢旺达模式”成功的关键因素。气候良好，水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是“卢旺达模式”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当前尽管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卢经济面临一定阻碍，但在卢政府继续推行改革的情况下，其发展前景仍然光明。

“全球欧洲”是一个全新的欧盟发展融资工具，旨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强化欧盟价值观和利益。它首次实现欧盟对外发展融资工具统一，聚焦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欧洲”是欧盟对当前国际形势做出的回应，向外界传递出其将通过加强内部政策协调、输送大规模资金更多更深参与全球发展事务的信号。其实施效率有待观察，而且它也无法规避大国恶性竞争的影响。同质竞争将加剧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博弈，也将使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更多复杂因素。

以供应链阻塞、断裂为主要特征的供给扰动，既是导致此前全球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损害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问题。供给扰动在疫情暴发前即已出现，疫情蔓延导致其全面恶化，俄乌冲突更使其雪上加霜，未来修复前景不容乐观。

美联储近期宣布大幅加息，希望借此抑制过剩需求，寻找经济“软着陆”。但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从未能不以经济衰退为代价，成功治理“滞胀”。美联储误判了通胀形势，采取行动过于迟缓，其希望在不引发失业率大幅提高的同时控制住通胀，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

全球滞胀给予中国的挑战是小于机遇的。全球滞胀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体系出现危机、出现不可持续性的一个严重信号。因此，全球滞胀的出现是在大变局中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机会。中国必须重新审视它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大市场、大制造、低成本的优势。同时进一步提升技术进步，使我们在新能源、新技术上的前期布局能够有一个加速性的赶超，产生在这样一个超级时段的赶超效应。我们需要以我为主，进行内部战略再定位、再调整，抓住契机进行全面、关键性改革政策的推出。

非洲大陆自贸易区发展前景广阔，但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也面临多重挑战。鉴于中非合作本来就具有良好的基础，而此次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设为中非深入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非合作定能助力非洲自贸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