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欧均意识到，全球油气供给侧结构将被重塑，因而在互调互动中加快传统能源转型替代，抢占“双碳”话语权和定价权。近期，美欧碳关税立法显著提速，一个美欧主导构建的全球碳关税联盟初显轮廓。同时，对美西方而言，碳关税是一项全新的贸易保护工具，终会在中、西方之间引发新型贸易战，气变议题也将从形而上的道义宣教转化为利益博弈。

美国不会回到CPTPP。尽管IPEF有缺陷，但其一部分内容最终可能落地。最为值得关注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规则、弹性供应链，另外，不排除美国会推动在该区域形成一套新的技术管控机制，防止新能源等技术向中国的渗漏。IPEF对中国产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生产，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其次是积极推动RCEP全面落实和升级，积极推动加入CPTPP和DEPA的工作，尽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的建设。第三是对数字经济、补贴、国有企业、环境等议题加强研究，积极与世界各国展开对话和谈判。

当前美国通胀原因复杂，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一定有效。但美联储政策的调整会沿着金字塔体系延伸和放大，甚至在全球资本市场产生蝴蝶效应。首先，美联储超常规加息意味着货币宽松周期的结束。其次，美联储大幅度加息会影响资本流向。最后，货币紧缩时代的经济增长动力更多的要依靠全要素增长率的提升，这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成色和质量是非常大的考验。

美元体系的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亦即自身“优势”与“威胁”之间的博弈。“卢布结算令”本质上有助于稳固美元的国际地位，它对欧元最不利，此举很大程度上等于将欧元踢出了俄对外贸易和金融体系。虽然作为美元体系“武器化”使用的恶果，美西方频繁发动对他国的金融制裁正在使全球储备货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出现“碎片化”趋势。未来很可能出现“板块化”趋势——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大货币区板块，与贸易、投资的区域化相适应。

经济制裁的本质是一种惩罚，将国家经济和依赖经济体系的民众作为人质，迫使制裁对象作出妥协。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伤害的不仅仅是俄罗斯民众，还有那些尚未从疫情中恢复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对俄经济制裁是否真的能实现最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面对制裁生效的诸多不确定性，各国政府和市场机构都在努力调整前行策略。对于试图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的各国来说，制裁无疑是在制造更多挑战。

IPEF只是就美国政府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特定问题量身定做，推出对其有利的特定规定的政府间特定安排。显然，从IPEF的内容和特点不难看出它所追求的目标：恢复美国作为标准制定国的角色，阻断或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上升的经济影响。美国如意算盘打得响，但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由于IPEF充斥“美国优先”逻辑，霸道蛮横，最后恐无疾而终。

当前美国通胀率过高，大概率将在“过度繁荣”过后走向衰退，甚至大衰退。要让美国经济“软着陆”，必须降低供给成本，在总需求缓慢收缩时引导通胀率稳定下行，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然而拜登政府仍幻想借关税对华施压，借此从中国获得额外利益，殊不知关税已成为美国的“战略包袱”。

日元贬值虽有助于增加日本主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利好股市，但此番贬值对日本经济整体弊大于利。此外由于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叠加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等因素，日本政府陷入“既不能加息，也不能减息”的两难境地，调控手段和空间相当有限。当前在美联储加速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全球货币市场收紧背景下，周边国家需警惕日元贬值引发“亚洲货币贬值潮”，甚至引发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

即使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加征的商品关税，也不意味其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改变，可能发生变化的只是打压的方式和手段而已。具体而言，在打压方式上，拜登政府将摒弃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行为，寻求联合盟友共同对华施压。在打压手段上，拜登政府将加快重塑价值链，特别是在关键技术的价值链上寻求与中国“脱钩”。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美国总统拜登亚太之行的最突出“成果”，就是联合韩、日、印、越、新等13个国家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体量总量占世界经济的40%，加之拜登政府的刻意高调，使得IPEF似乎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言，美国要在印太地区打造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环境”。因此，舆论界普遍渲染IPEF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这个“国际环境”打下经济基础。因此，中国对IPEF必将持反对态度。其实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