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和西欧，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迅速上升。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信息部2015年6月23日提供的信息表明，2014年西方七国集团经济总量36万亿美元，从10年前占世界经济比重65%下降到46.6%；而金砖五国当年经济总量17.1万亿美元，从10年前占世界经济比重由8%上升了22.12%。美国与西欧不得不顺应这一重大变化将世界经济管理体制做了重大调整。从原来由西方七国集团讨论和决定世界经济政策扩大至20国集团讨论和决定。最重要的原因是20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80%左右，对世界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这就大大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20国集团体制从2008年11月15日由部长级提升至政府首脑级别，至今已历时8年，但尚未设立常设机构，笔者建议应为20国集团设立秘书处，为20国集团首脑和部长们提供更多的咨询和信息服务，定期发布，扩大20国集团的影响。

20国集团会议要多务实少务虚，一定要吸取APEC的教训。2005年在韩国济州岛上的APEC国际贸易论坛上美国APEC高官曾对笔者说APEC是一个“茶馆”（TeaHouse），空谈加服装秀，从未达成过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可取之处是给各国政府首脑提供了一个非正式会谈的平台。

国际金融机构也做了一些改革。2015年4月25日，世界银行董事会通过改革方案。股权份额分配如下：1.美国15.85%；2.日本6.84%；3.中国从2.77%上调到4.42%（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4.德国4.0%；5.英国和法国各占3.75%。2016年1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10年股权份额改革方案生效。中国从第六大股东升为第三大股东，股权份额分由3.996%升至6.394%。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跻身于股东前10名。金砖五国总份额达到14.7%，尚未达到15%的否决权的股权份额。

以上的改革很重要，但两者执行的都是2010年的改革方案。这本应当在2011年实施的方案被美国国会毫无道理地拖了5年之久。殊不知这5年世界经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以中国与日本经济总量之比为例。2010年中国的GDP为5.88万亿美元，日本的GDP为5.46万亿美元，旗鼓相当，略有超过。而到了2014年中国的GDP为10.3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13.43%；而日本GDP为4.6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5.97%；日本GDP相当于中国GDP44.41%。不难看出，到了2016年日本在国际金融机构股权份额仍然大大高于中国的股权份额是明显的不合理！多年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股权份额是5年一调整，2016年执行的是2010年的股权改革方案。所以在杭州峰会上，中国联合金砖国家提出国际金融机构立即着手下一轮的改革方案的讨论，争取2017年达成协议，2018年实施新的股权份额。进一步提高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占股权份额，以便在世界金融改革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中国在这两个金融机构中的股权份额都位居第二位，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本一致。

世界贸易管理体制也应该进行改革。关贸总协定成立于1947年，当时只有美欧为主的23个成员，被前苏联称之为“富国俱乐部”。1995年初转换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到2015年底扩大到162个成员（34个发达成员和128个发展中成员）。发展中国家占79%，成了“贫下中农协会”。其规则是不论大小，出口额不论多寡，一个成员一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而实行的是协商一致的规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成员都拥有否决权，致使议案议而不决、长期扯皮。最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12月初，在印尼巴厘岛会议上，几个贸易小国阻挡了有利于占世界贸易额98%的160多个成员的多哈回合贸易便利法的通过。后经中国多方努力才得以让这几个贸易小国高抬贵手通过了贸易便利法案。从2001年启动的多哈发展回合至今已历时15年，虽经过多方艰苦努力解决了贸易便利法案和信息化产品减免关税法案，但作为多哈回合至今未能完成。致使国际界贸易界人士普遍对世贸组织失去了希望，区域贸易合作蓬勃发展，大有架空世贸组织之势。其中最突出的是，奥巴马发起的TPP和TTIP的两洋经济合作区。突显了世贸组织的运行机制再不改革确有被架空和挤垮的势头。

世界贸易组织如何改革？笔者建议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设国际贸易理事会。原则是，由占世界贸易额1%以上国家组成的常设的理事会，此项原则是参照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组成原则。1969年成立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包含16种货币，这16种货币是按照前5年中在世界商品及劳务出口总额中使用率占1%以上的货币组成。

根据世贸组织统计，2014年货物出口额占1%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26个。分布如下：亚洲11个、欧洲10个、北美洲2个、拉丁美洲2个、澳洲一个。上述26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占当年世界总出口额的78.6%。若考虑地区的代表性，补充非洲2个名额（南非和埃及或尼日利亚），那就增加到2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发达国家13个，发展中国家15个，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将近80%，这就与20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80%基本持平，实现了普遍代表性原则。有重大的世界贸易问题先在世贸组织贸易国际贸易理事会28个理事中讨论，基本达成协议后再征求其余134个成员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样的体制将大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协议的达成，才能激发世贸组织的活力，服务和管理世界贸易，促进和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另据世贸组织2016年4月7日的最新数据，2015年货物出口额占百分之一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28个。分布如下：亚洲12个；欧洲11个；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各2个；澳洲1个。上述28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占82.2%；若加上2个非洲国家，那么出口额将占83%。其中，发展中国家17个，发达国家13个，布局更趋合理。

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使美国和西方经济伤了元气。面对这次罕见的金融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力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举行了一场“印钞奥林匹克”——印钞大比赛。美联储积极推行了三批量化宽松政策，从2008年11月到2014年10月底共超印了3.963万亿美元的钞票，2009年至2014年美国财政部发行了7.4万亿美元的国债，两者相加达到11.4万亿美元（超过了2015年中国GDP总额11.03万亿美元的规模）。当时就有不少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嘲讽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是坐在直升飞机上撒钱的人。此外，伯南克还推行了超低利息政策刺激经济。

欧洲央行也大力推行欧版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2年9月6日，欧洲央行宣布无限量购买成员国的国债，大大减缓了对重债国的压力，拿什么来购买各国的国债，自然是用欧元，大批的欧元从哪来？只有打开印钞机，一天三班倒的加印。

日本央行宣布推行超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日元大幅度贬值。

到2014年10月29日，美联储停止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5年12月18日宣布加息0.25%。而欧洲和日本一直坚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在2015年，日本央行在2016年初竟然宣布实施负利率政策用以刺激疲弱的经济。

在西方世界美国经济之所以一枝独秀，是因为除了美联储大力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抄底利益外，奥巴马总统从2009年初上台以来7年多强力推行重新工业化的政策，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促使产业结构调整。而欧洲和日本则没有调整产业结构，一味地靠印钞票，实施低汇率、低利率，甚至走到了负利率，致使经济长期疲弱。欧元区出现了二次衰退，日本出现了三次衰退，日本的央行已经走到黔驴技穷、走投无路的田地。

2015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峰会上说：“回顾上世纪几次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各国应对手段的失误通常使经济难以复苏。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分别采取一些财政货币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市场和扭转颓势的作用。现在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复杂程度远超以往，解决起来需要综合施策，绝非一日之功。”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说：“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2016年2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视频讲话中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证明，靠量化宽松政策难以冲破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也可能带来较多的负外部效应，着力点还是应该放在推进结构性改革上。在这方面，各国的情况和做法有所不同，总的方向应该是支持创新，放松管制，鼓励竞争，扩大开放，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

实际上，经历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最近几年这个问题日益严重，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世界贸易量的增长。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1993年到2013年世界贸易量年均增长量5.3%，但从2012年至2016年世界贸易量增长连续5年低于3%，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现象。2015年世界出口额只有16.48万亿美元，比2014年世界贸易额19万亿美元下降了13.2%。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2016年1月5日又全面详细地论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笔者认为，这一经济理论也适用于全世界。因此笔者建议中国领导人要充分利用今年秋天在杭州举办20国集团峰会的机会亮明旗帜，全面阐述对改变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推动世界经济较快发展的良策。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正在被西方有识之士所接受。2016年4月20日，法国费加罗报报道：IMF总裁拉加德说“当今全球经济之所以增长缓慢而且十分脆弱，主要是与2008年-2009年那场金融危机有关，一些国家未能处置好危机所留下的伤痕，尤其是银行大量的坏账，至今留在其资债表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这是发达国家缺乏活力的原因之一。在影响经济的另外两个因素上，即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府过于谨小慎微。在我们看来，光靠货币政策的拉动无法支撑经济迅速增长。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