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16年G20主席国，中国迈入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纪元，不断扩大治理合作的“朋友圈”，开拓合作新领域与新舞台，夯实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撑力量，对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提升中国的治理地位具有十分重要。“一带一路”倡议蕴含丰富的全球经济治理内涵，全球经济治理也拓展了“一带一路”的功能与影响力，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而不断增强的互动关系。在国际体系与地区格局经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不仅可以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发展内涵，也具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意义。

伊斯兰大国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

当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合作对象主要是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相应地在合作平台上主要表现为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架构（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和新兴国家间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代表）以及G20。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举步维艰、原有机制无法反映中国地位与话语权的情况下，中国也逐步考虑建立自身主导的新兴经济治理平台（如亚投行）。而伊斯兰大国不仅是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新生合作与战略借重力量。

在“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在东南亚、中亚、南亚与中东这四大关键地区，伊斯兰国家占了41个国家中的27个；其中以印尼、沙特、土耳其、伊朗、埃及、哈萨克斯坦与巴基斯坦等为代表的伊斯兰大国具有突出代表性和较强综合国力，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与战略支点国家。2014年，七个伊斯兰大国的人口总量超过7.3亿，经济规模超过3.6万亿美元；石油总储量达到4621亿桶，占世界的27.2%；石油日产量达到1836万桶，占世界的20.7%；天然气储量达到49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的26.2%；中国与七个伊斯兰大国的贸易总额达到2576亿美元，占与沿线27个伊斯兰国家贸易总额的近40%，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新时期中国需要将自身的经济实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持结合起来，共同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进程，而伊斯兰大国是关键的合作伙伴。

“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大国均是地区大国与中等强国，具有突出代表性、丰富能源资源、较强经济实力、较大国际影响力，是影响全球经济治理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伊斯兰大国在自身丰富资源的基础上积累了巨额的石油美元和雄厚的主权财富基金，而具有深厚文明底蕴的伊斯兰金融等特色经济形式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伊斯兰大国被认为是崛起中的新兴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份和地位虽不如金砖国家瞩目，但重要性正日益凸显，在G20中占有三个席位（印尼、沙特、土耳其），凭借自身的诸多独特优势与条件，可以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释放出更大能量。伊斯兰大国可以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力量，双方加强治理合作有助于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伊斯兰国家特色领域层面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发展变革，并增强中国的治理地位与话语权。

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具有坚实的双边关系、利益交汇与合作基础。中国与伊斯兰大国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均建立了战略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经济互补性强，贸易联系紧密并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是理想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利益诉求相似，共同面临着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压力与机遇。双方优先关注和能够发挥作用的议题具有共通性，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全球经济规则变革、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等方面利益交汇、诉求相通、政策相近。而“一带一路”为双方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与平台，目前中国与上述伊斯兰大国均已经签订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或开展相关战略对接的政府间合作协议。

构建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新机制

中国应重视伊斯兰大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致力于构建新型治理合作机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索推进治理合作的新路径。

首先，将伊斯兰大国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对象与战略借重力量。伊斯兰国家地位关键且处于大国中间地带，治理难题突出，是考验大国全球治理能力与大国关系走向的关键地区。伊斯兰大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表现与作为代表和决定了伊斯兰国家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关系及其未来。新时期伊斯兰大国“向东看”的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相契合，伊斯兰大国在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也更加凸显。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治理合作对全球经济治理进程、地区经济治理、双边关系、大国关系将产生多重影响，有助于探索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新路径，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从区域到全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强调发展优先、民生为本、伙伴关系、渐进式与本土化治理等，突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特色与贡献。

其次，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应结合各自的优势与需求，从三个层面、八个方面构建治理合作机制，分层次、有重点地提升合作水平。从组织平台来看，应考虑在伊斯兰特色经济体系、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架构、新兴国家主导的经济平台三个层面提升合作，加强与西方大国间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协调互动。能源、石油美元、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等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经济体系与机制为中国充实治理合作力量和平台提供了新的依托，注重加强与中国主导的新兴经济平台合作互动。从合作机制来看，应注重加强战略对接、利益融合、政策协调、领域选择、议程设置、组织创建、规则塑造与风险防范等方面的机制建设。在地区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选择双方拥有共同利益诉求和现实基础的优先领域进行重点合作，以更为机制化的方式开展合作治理，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转型。

最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基本路径应以沿线地区为重点，以能源、贸易、基础设施与发展等议题为突破口，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治理实效。针对伊斯兰大国的经济特点、主要诉求与外部影响力，双方的治理合作应立足于沿线地区，从共同应对能源、基建与发展问题出发构建基础设施网络化合作机制与新型发展援助体系，发挥各自在资源、市场、资金、产能、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推动更为平衡、自主、互利、共赢的地区经济治理模式。同时应致力于提高治理实效，扩大在地区层面治理议程上的影响力，进而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动性与话语权。

抓住主办G20的新契机，构建治理合作新机制

备受瞩目和期待的G20杭州峰会即将于今年9月召开，这将成为中国引领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转折点。作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兴大国，中国需要伊斯兰大国对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努力和顺利举办G20峰会的支持。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与机构改革、全球能源治理、全球发展治理以及维护G20的核心地位等方面应积极争取伊斯兰大国的协助与支持，加强在伊斯兰地区与“一带一路”平台上的地区经济治理合作，提升在G20等机制内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大国中，印尼、土耳其和沙特为G20成员国，埃及、哈萨克斯坦已经受中国邀请作为嘉宾国也将正式参加G20杭州峰会，今年9月，多个伊斯兰大国将齐聚中国共商全球经济治理大计。因此，中国可考虑借助主办G20杭州峰会的机遇，联合“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大国召开高级别会议，就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进行协商，也许这可以成为探索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新机制的重要契机。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文章转自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