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的调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斡旋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21日凌晨达成停火协议，2014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暂告一段落。不过，战火虽停，但后遗症明显，它给巴以和平以及中东地区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此轮巴以冲突之所以发生，固然与敏感的斋月期间以色列限制穆斯林参与伊斯兰圣寺的活动，以及有意剥夺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财产有密切关系。不过，这些因素只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冲突实则另有深层次的复杂背景。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这次冲突的到来太及时了，可谓“一场意外的惊喜”。处于内外交困的内塔尼亚胡正需要一场危机。

冲突爆发前，内塔尼亚胡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与以色列内政有关。在刚刚结束的两年来举行的第四次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内塔尼亚胡依然未能取得明显优势。与过去相比，他领导的利库德党优势地位持续削弱。内塔尼亚胡以及利库德党能否继续执政面临巨大挑战。在冲突爆发前，大家都在讨论以色列是否要进入“后内塔尼亚胡时代”这一话题。内塔尼亚胡急需一场外部危机来解决自身面临的执政危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此时用在内塔尼亚胡身上非常贴切。

二是拜登上台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提出严峻考验。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拜登上台意味着特朗普时代美以“蜜月期”的终结。拜登政府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以色列提出挑战：首先，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美对以色列的关注与依赖下降，双方利益与政策分歧上升。

其次，拜登的伊朗政策与以色列存在战略性分歧。拜登延续奥巴马的政策，不仅要与以色列最大敌人达成核协议，允许其保留浓缩铀能力，还与其缓和关系，以色列对美国一贯的安全承诺因此产生怀疑。

再次，拜登在巴以问题上奉行“去特朗普化”政策。在耶路撒冷问题、定居点问题、“世纪交易”、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上，拜登均与特朗普立场迥异。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关注三件事：帮助以色列、遏制伊朗和赚钱。对巴以冲突，特朗普政府强调承认现实，让以色列干想干的任何事情。而拜登在中东只关注达成新的伊核协议，对巴以问题兴趣不大，同时希望对以色列保持一定约束。对特朗普翁婿力推的“世纪交易”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新一轮关系正常化，拜登虽明面上赞成，但实际上嗤之以鼻。

因此，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哈马斯发射的上千枚火箭弹犹如一场及时雨，他希望借此实现一箭双雕：对内稳固自身政治地位，保住总理宝座继续执政；对外借此对拜登的以色列政策、“世纪交易”效果进行测试。从目前来看，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应该说已经实现。这也是他宣布这轮巴以冲突取得“胜利”的原因。在内，冲突的结果有助于维护内塔尼亚胡的地位，推高他本已下跌的声望，内塔尼亚胡时代有望继续维持。在外，拜登政府以及阿联酋、苏丹、巴林和摩洛哥四个与以色列新近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对本次冲突反应谨慎、低调且有限，这也让内塔尼亚胡放了心。

目前，各方都在总结本次巴以冲突的得失、输家与赢家。不过，从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得出结论，本轮巴以冲突至少留下三方面的后遗症。

首先，就以色列而言，以色列政治右倾化正一路走到底。多年前，笔者曾提出，以色列需要有新思维的强势领导人，才能进入佩雷斯所倡议的“新中东”。从沙龙到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政治一成不变，无法适应新的时代，也在逐渐脱离这个时代。

第二，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日益无力，以色列固执地走着自己的路。对于巴以僵局以及日渐走入死胡同的中东和平进程，特朗普强调让巴勒斯坦人接受残酷现实，拜登则心生绝望而失去参与的兴趣。从特朗普力推“世纪交易”到拜登政府在此轮冲突中无所作为，内塔尼亚胡自认已经测试出拜登政府的底线：他可以像在特朗普时期一样继续为所欲为。

第三，新一轮冲突用血腥事实证明以色列与阿联酋等国达成的“亚伯拉罕协议”的稳固性。2020年9月，阿联酋等四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震动。不过，这样的新联盟能否经受住巴以战火的考验还不得而知，以色列对此也没有底。通过本次冲突的测试，内塔尼亚胡应该感到放心了。他会认为，以反伊朗为支柱的以色列与阿拉伯联盟关系是稳固的，新的阿拉伯盟友是可靠的。对以色列而言，无论是在针对巴勒斯坦的斗争中还是围堵伊朗的地区冲突中，这一新联盟都意义重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