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30多年后，国际体系正经历着自两极格局瓦解以来最深刻的秩序重构和权力再分配的战略转型。当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旗号二度入主白宫，其颠覆性战略调整不仅打破了跨大西洋同盟的传统框架，更在欧亚大陆引发连锁反应，重塑着全球秩序的底层逻辑。这场变革本质上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创造性破坏”：美国通过战略收缩重构霸权边界，并在内政外交上同时改弦更张，俄罗斯希借此绝处逢生重获战略筹码，欧盟则在安全焦虑与战略自主之间艰难求生。面对国际变局和乱局，尤其是中美欧俄四边关系的动态调整和全球秩序重构下权力再分配的复杂变化，中国宜保持战略定力，冷静观察，谨慎应对，有所作为。

面对美国的战略颠覆，欧洲战略自主有限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由内而外开启了全方位战略调整，祭出一系列逆转性政策。对内，携胜选及共和党掌控两院的余威，用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开道，彻底清算从白宫及下辖政府部门到高校的建制派力量及其公平、多元和包容理念与行为范式，打破“深层国家”对其执政的约束，重造主流叙事，再塑权力结构；对外，以“美国优先”为旗号，秉持“交易外交”理念，通过对俄缓和、对欧施压与对乌拿捏，力压俄乌在短期内停火，同时通过不派兵、不提供安全担保等把停战后维和以及欧洲防务、安全框架的重塑等包袱甩给欧洲，从乌克兰危机和欧洲抽身，甚至实现国务卿鲁比奥所言的“反向尼克松战略”，意图“联俄制华”，重构全球战略布局。

对欧洲而言，来自特朗普2.0的冲击无疑是全方位、海啸式的。首先遭受到的便是特朗普在乌克兰危机、保护欧洲安全和北约义务承诺等方面的180度战略转向，以及包括对欧征税、支持欧洲极右翼政党等一系列背刺以欧洲为首盟友的举措和决绝的言行。在特朗普政府战略转向的压力下，欧洲展现出“危机驱动”的快速反应能力，迅速形成“外交斡旋+防务自主”的双轨反制策略。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特朗普的回归对欧洲是一次“电击”。

然而，尽管在危机下欧洲展露了较为明确的态度，但是其战略自主之限度始终面临结构性困境。也因此，欧洲的有限战略自主可能并不能突破美国为其设置的议程。从能力上而言，其一，欧洲防务整合始终受制于“北约路径依赖”，军事规划高度嵌入北约体系，法国推动的“欧洲军”建设目前仅停留在象征性存在，直至今日欧洲安全仍然部分维系于美国的驻军之上；其二，欧洲的国防工业能力堪忧，碎片化特征明显，各国仍具有保护主义倾向，装备采购预算大量流入美国；其三，部分欧盟成员国财政状况本就不理想，缺乏加大国防投入的能力，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表示，担心增加军费开支会给意公共债务带来压力。

而更深层的矛盾体现在战略意志层面，一是“新老欧洲”战略分歧尖锐化，相较于追求战略自主的“老欧洲”国家，“新欧洲”国家普遍坚持“大西洋主义”，如在3月6日召开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匈牙利就拒绝在援乌声明上签字，呼吁欧洲支持由美国推动的俄乌和谈进程；二是英法德三国对于欧洲防务领域战略自主的领导权均有自己的“小算盘”，法国通过推进“核共享”机制彰显主导权，德国则籍此重获合法“再武装”的机遇，英国也想通过打造“自愿联盟”来分得一杯羹；三是部分欧洲领导人仍存在对美幻想的政治惰性，他们认为特朗普的任期有限，美国对欧的现存政策很难维系，欧洲民众也仍然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也恰因欧洲能力有限，特朗普政府对欧实施的“策略性后撤”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饱受盟友攻讦与质疑，但是美国的核心目的已然部分实现。伴随着欧洲“觉醒”，美国用战略信誉为代价，有效降低了自身的财政负担。

欧俄结构性矛盾难解

当下乌克兰危机中，随着美俄关系转圜，美俄暗中存在默契的可能对欧洲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刺激。其直接后果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警惕与戒惧瞬间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顶点。马克龙公开宣称“俄罗斯正以空前野蛮的姿态威胁我们”，并且强调“这种挑衅似乎看不到尽头”。

欧洲对俄罗斯的这种无可奈何的警惕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自彼得大帝1703年建都圣彼得堡起，俄罗斯始终存在“融入欧洲”与“保持特殊性”的张力，陷入西欧主义、斯拉夫主义以及欧亚主义的纠缠博弈，最终也未能完成真正的欧洲化转型。冷战时期，北约与华约集团军事对峙增加了欧俄关系的复杂性，双方结构性矛盾至今仍在塑造欧亚大陆的战略格局。后冷战时期，北约东扩彻底打破雅尔塔体系遗留的战略平衡，将欧俄关系推向“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

在这一逻辑下，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与之后的乌克兰危机可以从欧俄结构性矛盾的视角理解：北约不断东扩打破均势，引发俄“战略窒息感”，能源制裁切断互补性供应链又重创欧俄双方的产业，价值观对抗扼杀对话空间。欧洲“安全困境”的本质在于其“大西洋主义”与“多极化”愿景之间的撕裂，欧洲既无法真正独立于美国，又难以与俄罗斯达成战略和解；既视俄罗斯为欧洲安全威胁欲加以遏制，又无法撇开俄罗斯搭建稳定持久的欧洲安全架构。

当前欧俄的战略对抗在乌克兰问题上尤为尖锐——除了匈牙利以外的欧盟26国坚持对乌军事援助，俄罗斯则将欧洲维和部队视为“北约代理人”，坚决不接受欧洲维和部队驻扎在乌克兰。双方对于和平条件的巨大落差正在制造更深层次的不信任，俄罗斯将欧洲的防御举措视为包围战略，欧洲则把俄罗斯的对等威慑视为生存威胁。然而，欧洲安全秩序的重塑需要遵循“停火—和平—安全架构”的递进逻辑，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正视俄罗斯作为战略主体的不可替代性。从军事对峙迈向持久和平，欧洲安全架构的革新必须打破“对抗—依赖”的恶性循环。但是这一过程需要双方都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以“长时段”视角重新审视欧俄关系，一定程度摆脱域外势力主导和干扰，在历史的延续性中寻找战略突破的契机。

中欧关系迎来一定的战略窗口期

特朗普回归以来的外交逻辑和政策偏好一定程度上为中欧关系打开了短暂的战略转圜窗口。尤其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越顶外交”，更是激发了其欧洲盟友的普遍不安。美欧的离心倾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中欧打破“价值观藩篱”，欧方对此亦有所表达。1月14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与习近平主席通话时，表示“欧中都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反对阵营对抗，双方应当合作而不是竞争”，呼吁借中欧建交50周年契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及欧盟驻外使节会上，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进一步强调，“在严酷的地缘战略竞争时代，欧盟必须与北京进行建设性接触”，指出双边可加强经贸投资合作、订立协议等。中方一贯重视中欧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与科斯塔的通话中强调的，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是相互成就的伙伴。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中方一直视欧方为战略伙伴，但囿于欧方“去风险”思维，中欧关系的发展依然有其限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每当美欧关系出现波动的时刻，都曾激发欧方深化中欧合作的战略想象。但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些战略窗口期最终未能改变欧洲在核心议题上对美的战略依附。至今为止欧洲的战略自主更多是战术性调整而非根本战略性转向，当前美欧在军事安全、产业经济等一系列领域的协调机制构成了限制中欧关系发展的“托底框架”，欧洲对美的战略自主始终是在“大西洋主义”框架内的有限探索。

当下，美欧在乌克兰问题的利益权责分配上出现了明显分歧。美国削减对乌军援，迫使欧独自承担防务责任，而欧洲则力挺乌克兰，反映了其通过第三方博弈委婉实现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这种战略博弈为中欧关系打开新空间。早在2022年3月8日的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曾鲜明提出中方主张——“四个都应该”：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担忧在乌克兰危机中被边缘化的欧洲，自然希望借助“秩序维护者”中国的力量。

另外，特朗普在关税、格陵兰岛和能源问题上对欧的一系列组合拳，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战略紧迫感。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新能源设备制造国和数字基建领先者，利用中欧经贸往来的“压舱石”作用，成为欧洲缓解多重危机的战略选择。去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7858亿美元，同比增长0.4%，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5164亿美元，同比增长3.0%。据欧方统计，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中欧具有高度韧性的经济纽带在美欧关系动荡期发挥了特殊作用。

然而，欧盟对中国的角色期待始终存在“既要又要”的结构性悖论：在乌克兰危机上既希望中国发挥超出其国家利益的调停作用，又试图限制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既希望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又试图让其遵守西方主导的规则体系；既渴望中国资本助力欧洲经济，又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全产业链上的成功崛起。这种矛盾会使中欧关系遭遇欧方对华“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所拼装的“玻璃天花板”：在美欧关系出现战略裂痕甚或危机时，中欧的现实性务实合作可拓展至经贸、气候和数字以及相关经济治理等领域，但难以完全突破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刚性约束；中欧之间的功能性合作能在特定议题取得进展，却受制于跨大西洋同盟的战略羁绊；双方的务实主义交往能维持基本盘稳定，但仍难以全面逆转双边关系中冲突性因素的深化趋势。中欧双方唯有超越意识形态窠臼，以“利益共生、责任共担、发展共享”为原则，才能收获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共同塑造多极化世界的新型伙伴关系范式。

逆全球化、乌克兰危机、特朗普颠覆性政策反转甚或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的国际权力结构深刻调整，加速了二战后形成的“自由国际秩序”解构进程。美国“战略收缩”与欧洲“有限自主”的互动，或有助于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南方国家重构制度性权力，通过区域合作机制强化非西方规则话语权。

中国在体系转型中展现出独特的战略定力：在乌克兰危机中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地劝和促谈；在全球经贸摩擦下呼吁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兑现双碳承诺；在数字经济领域倡导竞争中性。这种定力源自对国际体系结构性矛盾的清醒认知——当西方阵营陷入“价值观同盟”与“实用主义外交”的内耗，中国正在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构建新型合作网络。

在美欧对华政策呈现“战略焦虑”与“务实合作”双重面相的当下，中国始终把握三个关键维度：在安全领域，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在经贸规则领域，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多边经贸体制改革；在科技领域，利用最新的技术发展，制定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标准。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既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又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注入中国动能。

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国际体系进入权力转移和过渡时期，制度性权力的再分配往往伴随剧烈的大国博弈，当下多极化衍生的有效规则的缺失、信任赤字以及军备竞赛也可能加速“丛林法则”的回归。中国的战略选择本质是对“制度性霸权”的渐进式突破。这种战略选择，既守护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的传统智慧，又彰显了新时代大国“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为动荡中的世界提供了具有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同时在国际变局中最大限度地捍卫自身利益。中国应当以自身的稳定与坚定，为迷茫中的世界提供方向与希望，成为维系全球秩序稳定的关键锚点，引领全球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可持续的方向稳步前行。

（作者丁纯为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罗天宇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