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近年来，俄乌冲突激化了亚太地区矛盾，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各国战略心态、相关国家战略政策等带来一系列影响，使地区阵营对抗、军备竞赛风险上升。亚太地区的秩序之争应回归本源，要防止经济上“脱钩断链”、安全上两极分化，努力建立相互不可分割、相对、可持续的安全构架。

为应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当前中东地区国家内顾倾向增加，各国政府重视稳定政局、振兴经济和改善民生，并按照自身利益和要求，独立自主地调整内外政策，坚持走自己的道路。鉴此，2023年上半年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由相对稳定取代了昔日的紧张动荡，出现了和解、合作、发展的新局面。

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出现和解势头，突出表现为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四国于2020年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阿以和解的驱动力源自以色列、部分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等有关各方根据地区形势变化作出的战略调整。2023年1月以来，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推行强硬政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不断升级，给阿以和解蒙上阴影。有鉴于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与以美深层次矛盾等制约因素，阿以关系的根本改善仍面临不少困难与障碍，全面和平之路依然曲折漫长。

伊朗外交近来渐入佳境，系列重大行动均围绕突破美国外交围堵展开，长期看有利于优化大变局时代伊朗所置身的国际环境。同时，伊朗此举在大变局时代具有重要意义，伊朗通过与全球反对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的力量相结合，或能在推动国际秩序演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7月11至12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出席北约峰会，反映出近年来日本与北约合作不断强化，双方高层会晤呈常态化、机制化的趋势。日本强化与北约合作，意图巩固其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也为借船欧美，海外练兵，为修改“和平宪法”铺路，以“主导”维护国际秩序为名，行政治军事大国化之实。日本与北约勾连违背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必然会威胁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

经济困境、政治极化、民族主义升温和变化的国家身份，是埃尔多安连任后面对的基本现实。对他而言，其中一些固然是挑战，另一些则是可以利用的趋势和资源，它们共同构成了他所宣称将建设的“土耳其世纪”的基础和起点。鉴于土目前在国际中的地位和作用，“土耳其世纪”未来的航向不仅关系到其国内的利益和命运，还将给剧烈变化中的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增加更多变数。

宏观维度上看，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主动权其实在美国手上，将战争拖下去是其最优选择。微观维度上看，俄乌双方开价过高导致失去谈判前提，没有妥协和让步的谈判难以达成有效成果。除非俄乌一方感到难以支撑下去，否则战争很难短时结束。但到那时，撑不下去一方必会付出更多代价。

在世界面临“逆全球化”挑战和阵营对抗风险的当下，亚洲国家更需坚守发展初心，凝聚新的价值共识。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大变局中，赋予“亚洲价值观”新的时代内涵，并非要求亚洲国家选边站队，而是维护亚洲和平稳定和团结合作的必然要求。亚洲国家需要跳出西方设定的意识形态对抗的话语陷阱，以守正创新的价值追求来维护地区的长治久安和共同繁荣。

美国有意将“小多边主义”的战略推向南海地区，以构建“美菲+”的区域安全合作架构。鉴于“美菲+”构想带有明显的排他性、针对性特征，它是美国在南海推行大国竞争战略的重要方式。如果美国继续在南海地区推进这种“冷战思维”和“小圈子”理念，中美在西太海上的军事、准军事较量将向风险点更多、更具危险性的方向演变，从而更难为管控两国战略博弈构建起有效的“围栏”。

目前“全球南方”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彰显并受到各方重视，作为大变局主要推动力量的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影响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不仅与“全球南方”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当前更是凭借自身的快速发展和整体实力反哺“全球南方”并与之建立起多层次的紧密关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人口大国，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将继续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