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巴勒斯坦政治的碎片化趋势将被加剧，巴以双方的实力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和平解决巴以问题的前景或将变得渺茫。从这种意义上说，巴内部各派力量只有实现真正和解，形成统一政治力量与政治机构，并在巴以问题上采取现实可行的立场和政策，巴才可能结束内部冲突，进而在内部和平统一的情况下举行巴以谈判，为最终解决巴以问题创造内部条件。

2023年的中美关系从低谷起步，逐步回归稳定轨道，站在新的起点。旧金山会晤进一步探讨了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进一步明确了中美共同肩负的大国责任，形成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与巴厘岛会晤一道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然而，考虑到双方合作面总体收窄、冲突点逐步增多以及互疑程度仍重等客观事实，加之美国即将进入大选年，人们仍以审慎目光看待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仍需双方继续相向而行付出艰苦努力。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新冠疫情影响深远，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一方面，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呼唤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赤字上升，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交织演变，人类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2023年国际形势演变中几对矛盾不仅继续，且有所发展：一是地缘政治矛盾依然在激化之中。二是政治与经济的矛盾突出。三是中美战略结构矛盾或有缓和，但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四是中国周边海洋矛盾总体上“稳中有变”。2023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看，做得比较成功的其中一点在于，在对外关系推进中，不仅看到挑战，更看到机会，把握机遇，如推进中美元首旧金山峰会，稳定中美关系。展望2024年中国外交，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与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追求和平、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

目前，美国“印太战略”正从单边区域军事安全战略升级为宽领域盟伴合作战略。其中，针对中国的“一体化威慑”概念已经落地。但“印太战略”中的“印太经济框架”不可能将中国从区域供应链中剥离。把“印太战略”放到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观察，可以看出其缘起和演进有着更长的历史纵深。因此，把一种长期战略构想付诸现实，往往需要以十年甚至数十年为基本时间单位。当前设定的目标能否实现，眼下的有利态势能否长期维持，都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美国与其核心盟友伙伴一道说了算的。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东“亲伊朗武装”成为冲突会否升级、外溢的最大变量。鉴于目前各方立场仍属克制，因此“亲伊武装”不大可能与美以全面开战。但未来双方仍存冲突升级的风险，所以，随着伊斯兰世界各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日益谨慎，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将继续威慑以色列。

当前国际社会对于人工智能的“蜜月期”似乎已经结束，该技术的竞争时代已经开启。未来的竞争将主要发生在国家间、国家内部、人工智能算法与人类思维三个层面。上述竞争产生的问题难以通过人工智能业内自行解决，它们需要更有力的公共部门介入。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沟通就显得尤为关键。

由于美国长期对太平洋岛国投入甚微，近年已失去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优势。随着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希望通过增加援助换取岛国保障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存在，“打拉结合”重塑地区领导力格局。但鉴于美国援助并未真正兑现，且明显加剧援助“泛安全化”，这与地区期待相差甚远。当前，域外各方竞相介入太平洋岛国地区，这有助于为地区发展带来更多资源，但若让援助沦为“意识形态划线”“筑墙设垒”的政治工具，则会严重干扰地区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态势。

这次会晤为恢复沟通渠道、扩大对话、管控风险，为缓和双边关系释放了积极信号。但还需看到，中美之间仍存分歧和矛盾，美国对华战略难以出现根本性转变。因此，中美更应继续保持沟通、深化合作，发挥元首会晤的战略引领作用，延续元首会晤创造的良好势头。

土耳其外交“急转弯”归根结底，是其在“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复杂权衡。目前鉴于土耳其在巴以问题和土以关系上，都保留了必要的部署和“后路”。未来一段时期，他仍能一边扛起道义大旗，一边修建起更多利益管道。在“义”和“利”权衡之间，还留有充足的外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