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目前的和解态势主要是沙特与伊朗为主的身份政治和派系缠斗的停止，并不能改变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的大趋势，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伊以敌对关系，更难以促成巴以在核心争端议题上互相让步。

应对目前国家发展困境，以及实现“强国梦”的渴望，使伊朗积极改善外部环境。同时，伊朗需要改革已成该国共识，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增加或对其内部改革起到积极作用。德黑兰是否会改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改革、又能以什么速度推进改革，都将对其国家发展产生影响。对伊朗而言，当前更需要的或许是对外交往与内部改革的“两翼齐飞”。

目前中美俄三国都调整了中东政策，寻求与中东国家关系进一步深化。美不再寻求对地区全方位控制，但力争在地区影响力上超过中俄。同时，中东地缘战略格局没发生根本变化，地缘战略竞争没有因“和解潮”而消除。但中东国家经济领域涌现积极动向，为中国进一步发展与其关系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美国人讲的“竞争”则是像在冷战时期那样，最终将苏联淘汰出局，今天美国把“汰逐”的目标对准了中国，我们对此需心知肚明。目前美国“印太战略”已在中国周边四个方向布局，冲击我国安全。对此，我们在安全层面，需更积极主动地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携手邻国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引领下，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与周邻的全方位合作。同时，在经济层面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RCEP等安排对冲IPEF，反制美国的“脱钩断链”企图。在价值观层面，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共建符合亚洲国家自身传统和现实诉求的“亚洲价值观”。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改变了世界格局和秩序，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同样巨大且深远。首先，亚太地区政治军事阵营化加剧。其次，亚太地区经济问题“安全化”。第三，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也在加速演进。同时，俄积极“向东看”“向南进”，放弃“融入欧洲”的想法，将战略目光聚焦欧亚，希望建立欧亚大陆新秩序。

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实现和解。沙伊矛盾在中东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性，两国和解引发连锁效应，多个地区冲突迎刃而解或获得解决契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大幅降温，安全局势显著缓和。沙伊和解、叙利亚回归阿拉伯大家庭、埃及与土耳其恢复关系将中东“和解潮”不断推向高潮，这分别意味着地缘政治争夺缓和、阿拉伯国家克服“阿拉伯之春”负面影响、围绕政治伊斯兰的矛盾在地区政治中边缘化。

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近年来，俄乌冲突激化了亚太地区矛盾，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各国战略心态、相关国家战略政策等带来一系列影响，使地区阵营对抗、军备竞赛风险上升。亚太地区的秩序之争应回归本源，要防止经济上“脱钩断链”、安全上两极分化，努力建立相互不可分割、相对、可持续的安全构架。

为应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当前中东地区国家内顾倾向增加，各国政府重视稳定政局、振兴经济和改善民生，并按照自身利益和要求，独立自主地调整内外政策，坚持走自己的道路。鉴此，2023年上半年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由相对稳定取代了昔日的紧张动荡，出现了和解、合作、发展的新局面。

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出现和解势头，突出表现为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四国于2020年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阿以和解的驱动力源自以色列、部分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等有关各方根据地区形势变化作出的战略调整。2023年1月以来，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推行强硬政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不断升级，给阿以和解蒙上阴影。有鉴于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与以美深层次矛盾等制约因素，阿以关系的根本改善仍面临不少困难与障碍，全面和平之路依然曲折漫长。

伊朗外交近来渐入佳境，系列重大行动均围绕突破美国外交围堵展开，长期看有利于优化大变局时代伊朗所置身的国际环境。同时，伊朗此举在大变局时代具有重要意义，伊朗通过与全球反对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的力量相结合，或能在推动国际秩序演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