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之间仍然保持着团结和统一，但是关于两人关系不佳的传闻愈演愈烈，也显示出在当前中东变化的政治环境下，“正义与发展党”内部以及土耳其领导层关于未来发展方向和具体政策上的巨大分歧。如何求同存异，恐怕将极大的影响土耳其国内政治稳定以及未来土耳其政治走向。

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互为对手，却都在向库尔德人示好，是为了争取库尔德人。其原因是库尔德人在中东有众多人口，而且汇集在一个地区，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正是基于此，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试图利用库尔德人的力量以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未来，中东越乱，对库尔德人来说越有利，库尔德人越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国家，库尔德在未来中东的局势演变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其实现代土耳其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对于“非世俗主义”或者挑战凯末尔主义的力量，是有着三重制约力量的。但这三重制约在2002年之后，受到了来自“正义与发展党”的巨大挑战。也正是因为没有了制约力量，当卡拉曼阐述了“宪法伊斯兰化”的想法之后，才引起了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极大不满和恐慌。也正是缺少了重大的制约力量，卡拉曼在面对汹涌的民意抨击之时，仍然能够“稳坐钓鱼台”，不用辞职，只管“道歉”就可以度过危机。土耳其的“伊斯兰化”，也许已经不可逆转，只是缓慢前行而已。

中国越拉，周边国家越靠向美国。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是中国的区域责任。中国没有处理好南海问题，在于中国忘掉了自己是区域大国，不能对像南海问题这样重要的问题毫无准备。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必须置于中国和东盟区域整体利益之内考虑。第二是中国忽视了小国家天生惧怕单独和大国打交道这一事实。中国要学会从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中国应改变传统双边主义的做法，转型到现代新型的双边主义，即在多边（中国和同盟）的构架内来讨论双边问题。这就可以大大减少小国家的担忧和恐惧感。实际上，近年来有关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讨论已经进了很大的一步。中国必须往多边主义方向努力。

一人一票制度下对大众趣味的迎合、程序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难以能力大小为标准、扭曲的选举过程、无法从全国使用人才，造成了西方制度人才的逆向淘汰。这也是美国大选出现“特朗普现象”的制度性必然。孟子曾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无以自行”。这句话同样适合于制度。没有合适的人来运作，制度就无法良好运转。

美沙之间的裂痕日积月累，几次“安抚之旅”只能从表面上缓和态势，美沙之间在对自身利益的界定问题上渐行渐远，奥巴马坚持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在中东“适度撤出”，致使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体系全面松动。这其中反映出奥巴马的中东政策陷入困境，既存在缺乏整体战略、考虑不周的问题，也是由中东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美国实力的有限性决定的。奥巴马任期仅余几个月的时间，其中东战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余下的时间，他将在中东主要聚焦两件事：一是在叙利亚和谈问题上再努一把力；二是修补盟友关系，此次访沙之行即为其修补盟友关系的重要一步。但从访问情形看，盟友关系的修复，很可能要等到美国下任总统上台，采取力度更大的安抚措施。

在核军备控制方面，中国很早就指出：只有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真正的核裁军才有可能实现。奥巴马呼吁建立“零核世界”，但美国却不肯带头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最终在奥巴马任期内，美俄核裁军进程受挫。失望的国际社会最终认识到，只有采取中国的方案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核武器价值的认知，从而最有效地降低核风险、推动核裁军。在新形势下，中西方核思维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深入交流和相互影响。这对中国核政策的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何在借鉴积极国际经验的同时充分发扬自身精髓，是今后中国学界和政界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如果说应对失当的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是外交层面，经济危机是内政层面，那么当特朗普崛起时，就直指西方的核心政治制度了。整个西方之所以对特朗普感到恐惧，并不是害怕特朗普胜选后真的会兑现其政策，而是特朗普现象本身对西方制度的否定。西方一人一票的制度设计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民粹式领导人的上台。而特朗普现象令西方无法解释的是，美国堪称西方模式最重要的代表性国家，何以直到今天选民仍如此容易被民粹所主导。

重塑正常的经济形态、在国内外共同合作的基础上打击恐怖主义，并寻求多方和解才有恢复重建的可能。但这却是一个既漫长又艰辛的过程，因此，解决阿富汗问题不能只靠军事打击，消灭贫困有时候甚至比消灭“敌人”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