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欧洲。他在北约峰会上斥责欧洲盟国拒不提高国防开支以承担安全义务，也未重申根据北约条文对盟国安全的承诺；在随后召开的七国首脑会议上，无视盟国的劝说，拒不改变拟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决定，虽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入推行“自由贸易”的字样，但强调贸易必须“公平”，并公开指责德国向美国大量倾销汽车，获得巨额盈余，对美不公。特朗普在访欧期间坚持“美国优先”政策的言行，使欧洲盟国大失所望。在欧洲具有重大影响力、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公开声言：“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美欧）互相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欧洲人真的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美欧同盟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石。默克尔的表态表明，随着英国决定脱欧，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基础发生动摇。战后欧洲历史将开启新篇章。

大西洋两岸关系生变非始自今日，并非仅因特朗普新政所致。美国胡佛研究生研究员贝斯卡尔不无道理地指出，奥巴马执政时期损害的美欧关系，特朗普又火上浇油。关系生变出于两大因素，一是国际形势的演变，一是美欧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其导致的结果是美国成为综合实力超强的唯一超级大国，而欧洲随着一体化的推进和德国统一，士气大振，越来越不甘心于“美主欧从”的大西洋两岸关系。美国将日益壮大的欧盟视为可能对其世界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的防范对象，而欧洲则力争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双方矛盾频生，利益冲突显现。美欧关系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特朗普此次访欧只不过是压垮双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美苏冷战结束后，美欧在对付昔日对手——俄罗斯问题上，既有联手又有分歧。北约、欧盟双东扩过程中，既有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一面，也有双方争夺中东欧地区势力范围的一面。“苏联威胁”曾是美苏冷战时期美欧关系的粘合剂，而现在对俄关系却成了美欧分歧的一大焦点。美国视俄罗斯为主要敌手，必欲将其进一步削弱乃至肢解而后快；而欧洲从欧洲安危和经济发展考虑，对俄既要挤压，但主张适可而止，必须进行必要的合作和妥协。双方分歧也表现在对北约作用的议定上。

美苏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华约解散，作为华约对应物的北约，本无继续存在的必要。美国出于一己私利，不仅利用北约作为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维系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控制欧洲事务主导权的重要手段，而且试图将北约的职能扩展到欧洲境外，将北约变成服务于美国世界霸权的工具。北约介入阿富汗内战，打造美日韩澳“亚洲北约”，乃至近日特朗普访问沙特，双方签订巨额军事订单，突出联合“反恐”引发美拟建“阿拉伯北约”的传闻，等等，都是美国这一企图的例证。对于美国所作所为，欧洲盟友并不同意，它们强调北约即使保留，也应限于维护欧洲境内盟国的安全。双方对冷战后北约新“定位”的争论至今未止。不少欧洲盟国迄今不愿按规定给北约支付款项，与此不无关系。其实，首先提出北约“过时论”的不是特朗普，而是美国的欧洲盟友。

关于分摊北约开支负担的问题，美国政府早有怨言（美一家承担北约70%以上开支），无论小布什还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尽管美国一再批评欧洲盟国，但收效不彰。特朗普这次只是表示美国绝不在此问题上退让、妥协的强硬姿态。这在欧洲盟国意料之中。北约秘书长在北约峰会前已做出明确暗示，在这一美欧争执的问题上会有所进展。

美欧之间的经贸利益纷争同样由来已久。美欧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两大经济体，双方既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又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特朗普一上台就把指责矛头对准德国，不是偶然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西方各国经济深受其害。美国经济虽复苏较快，但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德国经济似乎一枝独秀，尤其是对外贸易持续增长。2016年德国贸易顺差297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对美贸易顺差近600亿美元，而美国当年贸易逆差高达4800亿美元。对于坚持“美国优先”，鼓吹“用美国货，雇美国人”的特朗普来说，这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再加之，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国防开支上却花费很少，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在美国一再施压下，它也只同意10年内争取达到规定的2%的水平。欧洲各国的发展得益于美国长期安全保证最大的，莫过于德国。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曾撰文坦承，“战后德国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美国领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使德国不需要成为强权国家和拓展势力范围，也能很好地发展经济，提高影响力”。

美欧经贸矛盾并非是所谓“公平贸易”与所谓“自由贸易”之争。双方都是打着“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号，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这正是奥巴马时期提出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多年无果而终的症结所在。随着美欧关系的变化，美欧双方之间各种形式的“贸易战”仍会时有发生。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争执，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双方在争夺能源转型和绿色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美欧此次围绕特朗普访欧展开的争吵，从某种角度看也是美国大选的余波。美国大选期间，欧盟各国清一色地力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贬损特朗普。特朗普获胜，使欧洲领导人倍感震惊。奥巴马下台前，亲自动员默克尔再度竞选总理，以接替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引领自由世界”。他公开表示“无法寻找一位比默克尔更稳定、更可靠的伙伴”，而默克尔似乎也心领神会奥巴马的嘱托。默克尔此次与特朗普不愉快会晤的头一天，热情接待了奥巴马前总统，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在此背景下，默克尔关于欧洲撇开美英需“自强”的言论，似乎并非出于一时冲动。

其实，默克尔所说的“美欧相互依赖的时代已经结束”的说法，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多年来美欧同盟关系已使双方在各个领域密切联系在一起，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双方之间尽管矛盾重重，利益纷争不断，但依然是互有需要，相互依存，不可能一刀两断。无论政治上、经济上，双方利益交织，谁也离不开谁。至于在安全上，欧洲国家更有求于美、英，而不是相反。且不说具有超强军事实力的美国，就是英国由于它拥有西方国家中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是有核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不能小觑。德国雷根斯堡大学政治学家斯特凡˙比尔林日前对记者指出，“没有了英国人，欧洲将小得多，我们在国际上的分量因此也会比英国脱欧前小得多”。

奥巴马为贬低特朗普，寄希望于德国引领西方“自由世界”，这根本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德国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发达经济体，但它并不具备必需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来引领西方。至于默克尔声称德国团结欧洲“自强”，其实也有不小的难度。原因在于：

一、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光彩历史，虽已加以清算，但对于受害至深的国家，如波兰、希腊等，其民众中间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对于德国重新崛起心有余悸，对德国“引领”并不认同。

二、德国要想在欧洲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必须与法国联合。由于“德强法弱”的现实，真正重建“法德轴心”，并非易事。新当选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会像其前任奥朗德那样对德国“委曲求全”，而其重振欧元区等一系列设想与德国主张明显不同。马克龙一上台就盛情接待普京，对默克尔呼吁欧洲“自强”也未予以响应，这些都预示法国绝不会甘居德国之下，而是要重拾戴高乐时期以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传统。特别是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洲国家中唯一拥核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定会谋求在国际上发挥德国无法替代的作用。

三、德国近些年自持经济形势优越，在各种欧洲事务中“独断专行”、“自私自利”的做法，引发不少欧盟国家的不满。例如，它不顾法国等其他欧盟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质疑和反对，坚持要求希腊等南欧债务国实行不利于经济复苏的紧缩政策；在难民问题上，不顾其他国家的感受，先是“开门欢迎”后又在国内压力下“加紧限制”，强行要求其他国家按配额接收难民；在未与其他国家磋商情况下与土耳其达成允诺给其60亿欧元补偿和土耳其公民入境免签等为条件的限制叙利亚难民入境的协议；对匈牙利、波兰政府根据各自国内情况进行一些司法改革等，一再由欧盟委员会加以整治；不顾波兰政府的反对，坚持力挺波兰人图斯克连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实际上介入波兰内政，等等。德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建立欧元区获利最大的国家。德国不仅在欧盟内部，而且在全世界都是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但是，它对于面临严重困难的欧盟成员国毫无宽容大度之心。为迫使希腊接受对其经济复苏不利的第三批贷款计划，德国财政部长等人公然威胁将希腊“逐出”欧元区。

凡此种种，且不说引领欧洲自强，就是团结盟国走出欧盟目前内外交困的局面，都是相当困难的。面临困境，欧盟最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恰恰它目前最缺少的是“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的精神。其根源在于欧盟自身，而非外部因素。前述德国政治学家斯特凡˙比尔林说得好，“我们可以将问题转嫁给美国老大哥的时代即将结束”，欧洲自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欧盟目前内外交困，能否通过自身努力走出困境，抑或就此逐渐衰落。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驻欧盟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