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核心词，也是冷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但是，美国真的是国际体系的“霸主”吗？霸权是值得追求的国际政治目标吗？复兴的中国需要地区或国际霸权吗？

国际关系学大师级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最新合著的《再见！霸权》（Goodbye Hegemony！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System）一书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全新的诠释。该书的核心观点是：美国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短暂的十几年间取得过霸权的地位，传统霸权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于21世纪的国际关系，美国的霸权体系早已不复存在，追求霸权也不应是大国（包括美国）的目标。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hegemony)是一个中性词，这和现代中文里“霸权”所含的强力支配其他国家的贬义颇有不同。在西方的语境中，一国获取霸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具有以压倒性优势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国际领导力；二是必须拥有对外政策与国际秩序安排上的合法性。在这两点上，美国的表现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有点差强人意。

194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量的35%，但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强国的经济都因二战而接近崩溃的缘故。到1960年，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美国的全球经济比重下降到了25%，到1980年这一比重是20%，之后都保持在20－25%左右。这样的经济规模当然很庞大，但也难说是压倒性的优势，现在欧盟的经济总量就要略高于美国。

冷战初期西欧与日本经济的恢复，以及冷战后期以降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都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和市场，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在客观上降低对美国经济领导力的需求。在国际金融领域，1971年单方面退出黄金汇率体系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是美国冲击国际金融秩序的明显例子。在这些时候，美国就是国际金融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以美元为标志的美国金融霸权历来就有缺陷，欧元的建立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还将动摇美元霸主的地位。

在总体军事实力上，美国确实是一枝独秀。但从早期的朝鲜和越南战争到最近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来看，美国军事霸权制造国际影响力的实际效用并不高。

在合法性上，美国政府一直认为自己是“善意的霸权”，其他国家只会欢迎而不会排斥。但事实是，即便是在冷战时期，除了西方世界，也没有多少国家欢迎美国霸权。在西方，美国霸权被认为是应对苏联威胁的必要工具，但苏联威胁虽然存在，其严重性却被西方阵营夸大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例外论有增无减，“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论调开始出现。但是，虽然美国在“9？11”后得到全世界的同情，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却使不少西方人认为美国才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斯诺登的泄密揭露美国对盟友和敌手都在进行情报监控，大大降低奥巴马在世界政治中的“道德地位”。

美国霸权是二战结束后10年左右国际体系的特殊产物，美国很难重新夺回与当时霸权相当的国际地位，也很难被其他国家复制。那么，如果霸权的目标难以实现，现在有抱负的大国应该追求什么目标呢？《再见！霸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霸权的功能或责任其实可以细分为三类。第一类责任是设置政策议程并制定相应的国际规范。议程设置不仅需要深入理解相关问题并控制其知识话语体系，还需要了解其他国家如何在这些问题上界定其利益。议程设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软”的说服力而不是“硬”的强制力，因此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特别是在多边主义盛行的全球化时代。这对领导人、外交官和政策研究人员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洲以议程设置的“规范性力量”著称。欧盟、欧盟内国家政府、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议程设置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境等各领域，涵盖人权、人道主义干涉、战后重建、企业劳工与环境标准等多种议题。所谓“美国来自火星，而欧洲来自水星”的比喻，就是想说明，和美国对硬实力的青睐相比，欧洲更强调议程设置与规范制定的软实力。但其实，硬实力和软实力无法截然分开，很多时候软实力必须以硬实力为根基。2010年后，随着欧元区金融危机的加深，欧洲的“规范性力量”也随之下降，现在欧洲政治的新话题是如何防止衰落，而不是怎样影响世界了。

当代霸权的第二类责任是经济监管，也就是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总体稳定和良好运行。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仁不让的大管家。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大不如前。无论是在通过购买其他国家的政府和市场债务为这些经济体提供资金来源上，还是在提供国际投资和对外援助上，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国民储蓄少、政府债务多而公共投资不够，因此是世界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把这一点暴露无遗。

中国现在持有一半左右的美国国债，4万亿的外汇储备以美元和欧元为主。通过购买美国和欧元区国债，中国是在向国际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资金，这本身就是对国际经济运行的一大贡献。在这次金融危机高峰期，中国还通过购买相关国家（如第一次债务危机时的希腊）和公司（如摩根斯坦利）的债券帮助它们度过难关。此外，中国的官方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在迅速增长之中，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029亿美元，这已经与利用外商对华投资的1196亿美元并驾齐驱。

可见，在经济监管这一领域，美国已经丧失了传统的主导地位。虽然美元仍是世界各国首选的储备货币，美国却离国际经济体系“终极放贷者”的角色越来越远。而人民币国际化虽然还在稳步推行之中，中国却已经在很多重要领域负担起经济监管的责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已经把中国称作新的“终极放贷者”了。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把国际经济监管的角色做得很好，实际上还有很多地方不如人意，但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上升是无可置疑的。这两年新推出的“一带一路”经济大战略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

当代霸权的第三类责任是支持全球治理议程的实施，可称之为“赞助战略”，因为它是大国支持并帮助实施由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提出的多边倡议。这个概念是《再见！霸权》的一个重要创建。传统意义上的霸权经常通过武力威胁、经济剥削或价值观渗透支配他国。“赞助战略”则提倡大国倾听其他国家的意见，通过推进已经具备相当国际支持的多边倡议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一种助推力式的间接的国际领导力，目的是促进不同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赞助战略”追求的是不同国家间围绕相关问题所能取得的长期利益，而不是斤斤计较于短期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这是这一战略国际合法性的根基。“赞助战略”的成效最终需要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支撑，但硬实力本身并不足以完成这一战略，它还需要通过外交对话、谈判和使用多边机制来实现。

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国的对外政策可以称得上是“赞助战略”的典范。这大概是因为大国都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冲动，不愿把自己的角色限制在对他国的支持上。但“赞助战略”却有它独特的价值，特别是能增强外交政策的效果。美国奥巴马政府2011年的利比亚政策可以看作是“赞助战略”的一种体现，当时推动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的是北约和联合国，美国退居幕后。虽然这场军事干预的最终结果是利比亚实际上的分裂与内战，但从美国的角度看，干预本身的成本与有效性要超过小布什政府时期单边主义式的伊拉克战争。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也有“赞助战略”的味道，如对东盟一体化的支持，但这可能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大战略的体现。

中国需要追求国际霸权吗？这个目标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了，今天的美国也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霸权。在当代世界政治的背景下，很难想象霸权的三大功能——议程设置、经济监管、全球治理赞助——能被单个国家所垄断。以现在美国的经验看，主导其中之一都非易事。当然，从强调军事实力的传统霸权观看，美国霸权余威尚存，但军事实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大大的未知数。

物质实力与影响力不是一回事。军事与经济实力有助于影响力的发展，但影响力并不取决于实力的大小，而是建立在说服力的基础上，取决于一国能否说服他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且还让他们认为这样做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对政治与外交智慧的极大考验。中国应该追求在议程设置、经济监管与全球治理赞助这三个国际影响力的核心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加强物质实力并不难，提高国际影响力则尚需努力。

中国追求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会不会和美国发生冲突呢？如果中国的目标也是美国式的霸权，那么中美霸权之争导致的冲突的可能性还真不小。但如果中国的目标是以议程设置、经济监管与全球治理赞助为核心的国际影响力，如果美国对这些国际责任并不热心，反而痴迷于维护既有的以美国冷战初期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么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结构性冲突”。国家之间的影响力消长并不是零和关系。恰恰相反，议程设置、经济监管与全球治理都需要国家间的合作。

中美“结构性冲突”的论断来自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应对其有“假说”的怀疑态度。过分强调中美“结构性冲突”不仅会造成对中美关系的片面理解，还有把“结构性冲突”意识形态化的危险，似乎中美关系的目标就是防止乃至接受这一冲突。这是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严重扭曲，是一种极为消极应对的态度，对建设性处理这对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有害无益。

以国际影响力而不是传统的支配式霸权为目标，中国就能走出一条大国崛起的新路。这不仅为避免中美冲突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途径，也为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大国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和发展方向。

（作者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讲座教授，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