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与建设支点国家是必要的，但中国有必要在塑造支点国家的同时，推行“亚洲五强外交”，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中国的周边外交可以按照领域划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并可进一步区分为功能领域：农业、交通、人文、教育，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到某一个议题。由于“四强”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的周边外交应该关注这一环节。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在经济方面，尤其是互联互通。为此，中国或许可以倡导召开“亚洲五强经济论坛”，在几个国家间轮流举行，以此强化亚洲几大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不过，作为一项中长期战略，显然不会仅限于经济。这五个国家代表了亚洲的几大文明，还可以考虑举行“亚洲五强文化论坛”，或者创立“亚洲文明对话”机制。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为结交“铁杆朋友”所做的积极努力，是对中国不结盟政策所做的一次重要调整，既坚持了不结盟的原则，又根据形势需要，注重提高伙伴关系的质与量，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政策的新发展，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但要构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伙伴关系，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完善。既广交朋友，又精益求精地结交“铁杆朋友”；既兼顾双边关系的发展现实，又系统性地规划伙伴关系建设，恐怕是中国今后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的课题。

亚投行标志着中国迈向世界的第一步，要让这第一步迈得扎实，需要应对下列几个方面的挑战：1、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不是一家中国银行。亚投行必须兼顾各成员国的利益而不仅是中国利益。2、在一个国际多边组织中，股权和投票权仅仅是“硬实力”，“软实力”远比“硬实力”重要。3、规范透明将是相对分散弱小的其他成员国的最主要诉求，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为了确保规范透明，宁可牺牲一点效率。4、亚投行如果能够和民间的资金嫁接、合作，将会撬动比股本金大得多的资源。5、许多现存国际机构的诸多弊病，亚投行有机会认真研究这些弊病的根源，在创始的设计中尽可能避免。在大型国际金融组织之外，有许多成功的私营和民间金融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完全可资借鉴。

“一带一路”确实也有很多风险和困难。首先就是处理大国关系，另外就是在实施项目的过程当中有大量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国有企业遭受误解的问题。这需要通过综合措施克服困难，降低风险，行稳致远。第一条还是要坚持中央确定的“亲诚惠容”、合作共赢基本方针，准备通过长期持久的合作努力实现计划目标。要特别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转移，充分发挥这类转移对承接国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另外项目设计实施加强与包括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务实合作，学习借鉴国外行之有效做法，还要不断总结我国相关实践的经验教训，大力进行各层次人才培养，保证新战略取得预期成功。

现在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与既得利益的冲突。中国今后的15-20年的外交最难做。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资本，政府只是顺水推舟的。“一带一路”的不只是是一个经济项目，还应该是个全球治理、至少是区域治理的项目。新丝绸之路是可以制造更多的共同利益，能够减缓南海地区的紧张。目前的东南亚还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延伸。中国力量的增长是会带来影响力的延伸，必然会有地缘政治的影响，所以会必然会出现调整。在进行“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应发挥后发国家优势，学习前人经验，包括西方的治理经验，比如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

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是因为它将外交、政治与经济三要素很好地揉合在一起，既体现了战后初期美国大战略的意图，也适应了当时西欧国家的迫切需要。如果有人只把它看作是美国向欧洲转移战时膨胀起来的过剩产能、转稼战后经济危机的临时性措施，或者是单纯为了挣钱的经济发展计划，那真是在侮辱当时美国战略家的思想与智慧。“一带一路”虽然不是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本，但的确应当学习后者把外交、政治与经济三要素融为一体的历史经验，开创出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总体上看，世界实力分布正在从传统的西方向非西方地区（特别是亚太）转移，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经受合法性与实力变化的双重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秩序的危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在迅速增长之中，但如何使用好不同的实力要素、如何使政策工具和手段达到更好的效果，都还是不小的问题。与实力相比，更大的挑战是合法性——如何使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接受甚至欢迎中国的复兴。合法性的一大根基在于一国外交观念的吸引力。对于复兴中的中国，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对地区与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看法，以及这些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