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利益原则。这是国际关系中通常遵循的最基本原则，但邓小平有新解。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过：“……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习近平2013年7月30日指出：“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与此同时，我国历届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并强调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就是说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密切相联的。习近平阐述说：“中国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时常听到有人津津乐道于“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说法。此说确实反映了某种历史现象，但并非真理。其要害在于会助长民族利己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而我国领导人所倡导的平等互信、合作共赢，体现为利益常驻且友谊常青，这才是符合时代精神的理性口号。

2.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原则。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一以贯之的原则。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促进共同发展，都要在国际事务中提倡和贯彻民主原则。维护世界和平，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促进共同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习近平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说：“必须坚持开发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13年3月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的题目就是《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恰恰符合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增进合作的宗旨。

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必须应对各种挑战。习近平2013年9月13日指出，“三股势力”、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着本地区安全稳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都不同程度遇到困难，进入调整期和恢复期。对这些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应付。我们必须加强合作，联合自强。

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必须贯彻实施“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要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习近平说，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

3.平等互信、合作共赢原则。这是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衍生出来的，是经过多年外交实践得出的新结论。平等互利原已包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中，适用于一切国家。

习近平主席2014年6月28日指出，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从周边关系角度来看，“亲、诚、惠、容”方针的提出，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入、细化和发展。

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精神，中国对外关系日益全面拓宽。例如，中俄关系发展迅速，中欧关系发展也较平稳。又如，2000年1月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曾被称之为“双赢的结果”。再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1月6日同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宣布中哥建立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意紧紧把握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两个轮子，带动中哥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总之，平等是前提，互信是基础，合作是办法，共赢是目的。鉴此，我国外长今年2月24日在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国际和平与安全公开辩论会上提出，要和平，不要冲突；要合作，不要对立；要公平，不要强权；要共赢，不要零和。

4.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这是在中国与俄罗斯构建平等互信、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时率先提出的。邓小平早已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都一再强调我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曾严正声明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

习近平2014年7月15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再次指出，中国外交有原则、重情谊、谋公正。对大国关系，中国主张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方针，行之有效，成就斐然，影响深远。目前中国与70多个国家结成伙伴关系。不结盟而能战略协作，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一大创举。

5.包容互鉴、多样性原则。早先提出了多样性原则，党的十八大更以包容互鉴的提法加以丰富。多样性与包容互鉴，两者是互联互通的，相互尊重是前提。我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国都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颜色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

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进一步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推动文明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他在谈到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时，提出了著名的“鞋论”。

值得一提的是，较之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的内涵有新发展。对于“异”，不仅“存”之，而且可“鉴”。

6.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这是从冷战时期中国与苏联关系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我国领导人确定改革开放方针之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着重阐述的原则。邓小平1989年10月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过：“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

习近平2014年7月9日详尽而中肯地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中美两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双方存在不同看法、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肯定有差别，有差别才需要沟通和合作。我们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处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认清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应该善于管控矛盾和摩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当然，处理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并非无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有时非常之激烈，非常之尖锐。推行强权政治的人从来没有忘记将意识形态作为侵略扩张的武器，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对别国搞“颜色革命”是屡见不鲜的。

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这一原则还体现在党际交往之中。

7.反霸权主义原则。这个原则已载入新中国外交史册。前面提到邓小平将反对霸权主义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并列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他还说，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和任何国家集团再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各国的事务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后来，面对经济全球化问题，我国领导人既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同时又强调必须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消除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防止利用货币金融杠杆将损害别国合法民族利益的政治经济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

习近平2014年3月28日在德国发表演讲时又一次指出，几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

鉴于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所以我们坚决反对。但我们并不是把霸权主义与某个特定国家固定联系在一起。用邓小平的说法，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

8.联合国核心作用原则。将我国领导人相关的话概括起来，那就是：要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继续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处理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积极作用，确保全体会员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安理会是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都不应对联合国采取需要时则利用之、不需要时则抛弃之的态度；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绕开安理会自行其是的做法，是与广大会员国的意志背道而驰的。

习近平2014年7月15日在出访拉美四国前夕接受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时再次强调说，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维护世界和平，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地区安全对话合作。

笔者认为，以上原则是我们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产物，是我国领导人宏图大略、远见卓识、与时俱进的成果。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