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自身战略重点再平衡，也是世界战略重点的再平衡，它意味着中国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全面发展，也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从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向实行“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战略思路实现了三十多年来的一次比较大的调整。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被动的反应和调整，而是越来越强调主动进取，下先手棋，握主动权。内政外交亦是如此。“一带一路”还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西方的现代化价值与非西方国家的传统价值之间的互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的提出，要跳出西方的框架，强调挖掘非西方智慧对解决当今世界面临问题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不仅是战略重点和战略思路的调整，更是一种战略文化和世界哲学的重新评估。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已有沿线50多个国家响应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始起步，丝路基金已经设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已经成立，《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已经启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实施的新阶段。显然，“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构想，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那么，“一带一路”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战略，它对于中国战略全局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战略重点平衡

三十多年前，为推动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国在战略重点上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有条件的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和政策优惠，在东部沿海地区先后确立了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5个长江沿岸城市和13个边境市、县以及11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鼓励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以及在税收、财政、金融等方面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然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客观上将中国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到了沿海地区，在资源投放、政策优惠以及发展计划优先部署等方面都更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尽管也实行了对口援助、转移支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措施，但总体上并没有缩小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化资源优化配置的拉动下，发展速度加快，日益扩大了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后，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构想，并将这些构想统筹考虑，在2014年形成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尽管国内外舆论对“一带一路”做出了众多解读，但无论从国内发展战略，还是从地区和国际战略来看，“一带一路”从根本上都是对自身战略重点的再平衡，是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的产物。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一带一路”战略就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过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创造性地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作为包容性发展平台，从而将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进而推动建立一个涵盖欧亚非三大洲和印度洋、太平洋两大洋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显然，“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自身战略重点再平衡，也是世界战略重点的再平衡，它意味着中国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全面发展，也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就国内战略重点再平衡来说，“一带一路”强调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为积极的开放战略，全面加强东西部互动，通过在西部地区打造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在东部地区打造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两个核心区”，在不动摇东部沿海地区现有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基础上，再造若干新发展引擎，切实增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世界战略重点再平衡来说，“一带一路”着眼于实现世界海权力量和陆权力量的平衡发展，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来克服战略、制度、文化等复杂障碍，从而打通中国与欧亚、欧洲、中东、非洲、大洋洲国家之间的发展脉络，实现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谐互动，逐步发展成为彼此联通的伙伴关系网络。

总之，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中，中国不再有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落后地区的分化，世界也不再有陆权力量与海权力量之间的博弈，通过推动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载体，撬动战略部署、体制机制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包容开放，有助于塑造一个地区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战略思路调整

毫无疑问，受各种历史、利益、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可以预期和无法预期事件的牵扯。就其所涉及的复杂矛盾而言，“一带一路”是一项规模庞大、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关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战略、体制机制和社会文化的互联互通和彼此衔接。且不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需要跨越数不清的纠葛和磨难，仅就中国自身各地区而言，就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需要解决。

长期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思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内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创造经济特区，开展政策试点，然后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逐步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发展逐步步入了深水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增加了发展的难度和风险。

因此，面对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需要逐步调整“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思路，实现战略思路的调整。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鼓励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在改革发展中越来越强调加强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工作会议上强调，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从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向实行“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战略思路实现了三十多年来的一次比较大的调整。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被动的反应和调整，而是越来越强调主动进取，下先手棋，握主动权。在内政上是如此，在外交上也是如此，中国外交更加重视做负责任大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主动进取，“一带一路”就是这一思路主导下的产物。

战略文化创新

“一带一路”是一项多元战略利益、制度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庞大工程，涉及社会各个领域，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如何在战略思路上寻求突破，不仅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能力，也考验着有关各方的智慧。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世界通过工业革命和制度创新，实现了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群体性崛起，在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强调势力平衡的战略文化驱动下，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扩张，塑造了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

然而，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西方塑造的这一国际秩序尤其是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了重重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从日益蔓延的恐怖主义浪潮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再到包括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以及ISIS问题等，欧美列强强调“赢者通吃”的权力政治文化越来越无法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西方近代以来的战略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相比西方强调以强权主导秩序的战略文化，中国近年来推动的强调合作共赢的战略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方的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近年来，从倡导和平发展到倡议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再到强调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所倡导的战略文化采取了“尊重”“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选择，互鉴不同文明的经验和成果，在世界上更具吸引力和号召力。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在倡导“一带一路”时提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更是得到了沿线国家和民众的积极响应。

事实上，“一带一路”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西方的现代化价值与非西方国家的传统价值之间的互动，亦即“第二次文艺复兴”的问题。众所周知，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是针对中世纪秩序的危机，用希腊精神（理性精神）和罗马美德（爱共和国）来缔造新秩序，建立了现代的主权国家秩序和在主权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况，现有的国际秩序已经越来越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因此，近年来在国际思想界越来越多的人强调实现“第二次文艺复兴”。强调“第二次文艺复兴”，核心在于针对主权国家秩序的危机，比如目前困扰世界的恐怖主义、金融危机、非西方群体性崛起等问题，进行战略文化的创新。

不过，在西方思想界看来，“第二次文艺复兴”更多强调对西方古老智慧的挖掘、整理和提升。我们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的提出，要跳出西方的框架，强调挖掘非西方智慧对解决当今世界面临问题的意义，用古老的中华文明智慧、古代印度文明的智慧、古代伊斯兰文明来寻找解决当下世界问题的药方。从历史上看，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延续了上千年，在化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方面蕴藏着大量的智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解决当下世界面临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不仅是战略重点和战略思路的调整，更是一种战略文化和世界哲学的重新评估。一旦打通这一文化新路，不仅意味着中国探寻到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复兴之路”，中国不仅在政治上站起来、经济上富起来之后实现人文上强起来的梦想，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且可能意味着整个世界找到了一条走出近代以来西方权力政治文化丛林的“文艺复兴之路”，走上持久和平、包容互鉴的和谐之路。这不仅是中国之幸，更是整个人类之福。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