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如果从亚洲经济发展与区域安全上来讲,利益是一致的,但从美国五角大楼、国安会、国会、国务院、智库等单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中美的利益就成了复杂问题。中美之间的交往长期以国务院与总统府为主,这样中美之间的问题,就很难在行政系统内完成整合,甚至到了中美可能擦枪走火时,国务院可能都不能够扮演积极调停的角色。此次中国南海问题出现后,中美间的对谈机制对于问题的解决产生了制约。美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三权分立,且对于美国的核心利益问题,立法、司法、行政单位相互的思考角度不同,协调起来非常困难,如果以后香格里拉对话机制能够纳入美国的党、政、军、安全整体的系统,这样更容易使中国与五角大楼达成一些共识后,其他部门也同步了解了详细的情况。 |
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中美两国都取得巨大的成果,成果在于三方都开始了解对方的难处,美国在开会的第一天的主旨讲话中就提出南海问题需要多方都保持克制,与这几年只针对中国的态度改变颇大,而中国方面不但在主旨讲话后的提问中阐明立场,语气温和,副总参谋长孙建国还表达了解放军“服理不服霸”的基本态度。这使得本来看热闹的各国媒体大失所望。会中中国代表团与学者团都积极参加会议发表讲话,与各个国家的国防官员见面交流。有日本媒体还提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开始妥协的看法;新加坡《海峡时报》发现美防长也提出在其任期之内改善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华尔街日报》也称,卡特相对软化了对中国的批评,相较之下,2014年的香会的火药味更浓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 扩大接触点与充分交流战略利益 中美这次战略机遇期主要是因为美国内部面临大选,主张重返亚洲的希拉里还在竞选,而国务院的克里这对于中东事务比较感兴趣,因此南海与东海的问题暂时没有激化的迹象,如果克里通过努力在中东问题取得进展,那么未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国际问题上的挥洒空间都会很大,美国重返亚洲的基础是建立在稳定的中东与稳靠的拉美基础之上。在对外问题上,美国的党派色彩不是很重,如何扩大美国影响力才是重点!当古巴与美国建交之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后花园才有了安全感,此时中国进入拉丁美洲,美国才没有恐慌感。五角大楼在处理亚洲问题时现在还有很多的负担,首先在反恐战争中,五角大楼在阿富汗、伊拉克被迫撤军,其次在对付伊斯兰国的软弱,都让美国民众感观不佳,去年美国媒体就反映其记者希望全面考察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北非的现状被拒绝,这次带CNN记者到南海上空也是被迫的选择,五角大楼2014年的预算全面删减也代表着国会、国务院对其的不满。现在如果五角大楼单独强硬在南海与东海向中国发难,必然进退维谷。 日本国防部长中谷元在会中提议,成立“香格里拉对话倡议计划”,为区域国家建立携手合作的平台,“计划”将有助促进本区域规划一套共同的海上及空中规则及法律。此外,倡议计划将汇集各国资源,加强本区域海上安全,并增进区域灾难应对能力。 日防长提出的扩大香会平台的倡议是没有错的,但中美之间首先需要打牢香会对话机制的基础,比如把经常对于中美对话处于怀疑状态、且破坏力最强的国会纳入对话机制。在美国内部内斗不仅不会比中国少,而且更加表面化,只是事后常常能够一笑泯恩仇而已。美国常常因为人才过多,无论是科技、政治、外交等方面,内部常有“各领风骚两三年”的共识,不论你是智库的头、强棒研究员、部长等,总统最多八年,政坛、科技的常青树几乎不存在,就连微软都能够被谷歌、脸书、推客打败。从个人电脑、手提电脑、云数据、大数据等,这些科技的改变代表不同的利益的上台皆存在可能性,政坛也是同样的道理。 美国国会就常常对于总统府、国务院、五角大楼等持怀疑态度,国会议员都有自己从媒体获得信息的独家渠道,虽然美国国会对于很多国家干预的措施和效果不好,但其信息来源还是非常多元与准确的。 中美合力解决日本怪圈 现在中美对谈中的难题在于,日本由于对于二战问题认知方式出现问题,对于周边国家都很难交代,日本原本希望通过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来化解南海成为其能源的唯一来源之必经途径,但俄日关系由于美国的因素长期起伏不定,美国在管理日本的过程中因为二战期间首先且唯一使用过两个核弹在日本,使得日本反美的情绪一直无法化解,纵容日本的右翼也是必然的选项。 这样就形成一个怪圈,日本的右翼因为二战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偏执,而闹的亚洲国家常常鸡犬不宁,美国也是通过纵容日本,而使得智库亚洲研究上获得大量经费,五角大楼在亚洲区域安全的角色也得到加强,并且由于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争执,使得民主党主政的国务院的角色弱化。中国因为政府力量强大,在对等原则上来讲,国务院成为最佳的选择,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党、政、军、安全一体化的行政单位,美国国务院则仅仅就是行政单位,花小的行政成本处理国家与国际间的问题,实现其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中美之间交流的不平衡性可想而知。 中美之间如果从亚洲经济发展与区域安全上来讲,利益是一致的,九十年代到两千年,一直都是中国赚钱美国发展的模式,但从美国五角大楼、国安会、国会、国务院、智库等单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中美的利益就成了复杂问题,亚洲国家也就更难看懂了。现在还出现越南、菲律宾这样的骑墙派,日本这个糊涂派。中美之间的交往长期以国务院与总统府为主,这样中美之间的问题,就很难在行政系统内完成整合,甚至到了中美可能擦枪走火时,国务院可能都不能够扮演积极调停的角色。 中美需扩大对谈机制 区域冲突基本上都是各自利益驱使,但中国方面一般的准则就是尽量不要避免区域冲突,因为亚洲的经验与欧洲不同,任何冲突开始后,都不会善了,包括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反人类、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 当中国南海问题出现之后,中美之间的对谈的机制对于问题的解决产生了制约。中国基本上以国防部为主,协同国家的各个部门及学者参加对谈,中国方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南海问题不能够全面解决,也可以通过对话机制防止问题的突然僵化,但这种单兵突破的方式常常使得别的部门成为摆设而更加疯狂反对,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美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三权分立,并且对于美国的核心利益问题,立法、司法、行政单位相互的思考角度不同,而且协调起来非常困难,并且在冷战之后,CIA系统也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理解自成一体,五角大楼对于美国用兵及其预算的使用经常会遭到来自国会的质疑,去年欧巴马适应国会的要求就大量减少五角大楼的预算。 现在对于五角大楼的一些对外活动,美国亲国会、白宫、国务院的媒体内部经常会以预算不足为由,减少追随五角大楼的采访。如果香格里拉对话机制能够纳入美国的党、政、军、安全整体的系统,这样更容易使中国与五角大楼达成一些共识后,其他部门也同步了解了详细的情况。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章转自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