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任以来，特别是2014年，在外交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倡议，从呼吁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到打造“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从强调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方式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到倡导“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到“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中国外交似乎正在从“韬光养晦”走向“奋发有为”。这些新的理念既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理想世界的思考，也客观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正在出现深刻变化的现实。

总起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提出的这些新的理念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合作共赢”。2012年7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演讲时指出：“一个国家要想谋求自身的发展，必须让别人也发展；要谋求自身的安全，必须让别人也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这段话非常重要，它反映了习近平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看法，其核心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游戏，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而是有着共同利益基础的，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可以实现的合作共赢的关系。

从这个理念出发，习近平提出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中美关系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关系，它们的利益矛盾无法调和，因此必然要冲突、要对抗，甚至兵戎相见。显然，习近平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两国尽管有众多分歧和矛盾，但也存在着众多的共同利益，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因此，中美两国必须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努力管控冲突，实现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

也正是从这个理念出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看法和倡议。习近平提出，在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时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情，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要以“亲诚惠容”的方式处理周边关系，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为此，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先后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战略构想。

还是从这个理念出发，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新举措，推动地区和国际合作，如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包括东盟在内的本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再如中国在APEC峰会上宣布设立“丝路基金”并率先出资400亿美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帮助。

还是从这个理念出发，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无论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国际海洋通道安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还是遏制气候变暖、打击恐怖主义、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进一步自由化，中国并且试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可以说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过去一年中国外交积极主动，成绩斐然，为国内改革开放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中国外交在理念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着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对“合作共赢”理念的理解和落实还很不到位。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有些人认为，中美两国利益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不同，所以中美之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不可能的，习近平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为中美最后的摊牌做准备。受上述看法影响，有些人无视中美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夸大中美冲突。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美国阴谋论”在网络和许多媒体上盛行。部分由于上述言论和做法与美国国内某些势力反华言行的相互作用，中美摩擦被放大，交往气氛诡异。

在海洋权益问题上，言行背离问题更加突出。我们提出要以“亲诚惠容”的方式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如何按照这个方式处理海洋权益争端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许多媒体报道称，周边国家在南海我们的地方打了1000多口井，每年偷走我们5000万吨石油。这些数据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这些没有出处的数据充斥了我们的网络和媒体？政府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出来澄清一下？

现在不少人在谈及南海和东海海洋权益问题时动辄强调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是，有争议的领土和权益到底是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由于所有边界协议都意味着在有争议的领土和权益问题上进行了某种妥协，那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与邻国通过谈判签订边界协议的做法？还有些人呼吁通过武力解决南海和东海海洋权益问题，认为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问题是，有争议的领土是不是非得要通过武力来解决？武力真的能解决有争议的领土问题吗？

中国外交的目标是什么？表面上大家都同意是为国家发展和改革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但一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好像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我认为，当前我们外交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为落实党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不是急着去解决那些有争议的领土和权益问题。

可能是因为上述问题过于敏感，所以有关主管部门对这些问题大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可是，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事关中国能否继续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我们需要有担当。

正视和理性务实地处理好上述问题需要我们转变观念。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时代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变了，我们的思想观念也需要与时俱进。说时代变了，主要指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合作则共赢、对抗则皆输的时代；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了，主要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己经不再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是深度融入国际体系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有着巨大利益、并享有重要权益的国家；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变了，主要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

上述变化对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我认为，首先它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国家利益。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己经日益紧密地绑在了一起，因此，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全球时代国家利益博弈的方式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增加自己在世界的权益来谋求国家利益，包括跨国贸易、投资、旅游和学习。此外，由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巨大利益，中国不能再通过挑战和推翻现存国际秩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越来越大，中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挑战除了改革现行国际秩序以外，越来越多的是防止现行国际秩序的弱化。

此外，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规模己经很大，这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无法像过去那样可以通过搭便车的方式来谋求自身利益，而是越来越需要像超级大国那样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了。在新形势下，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学会如何更有效地用好自己和他国的资源来维护国际秩序。

在上述背景下，我认为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主张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以“亲诚惠容”方式处理周边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家长期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转变观念的同时，我们需要审慎处理好外交上面临的问题。比如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现在中美两国之间战略互疑严重，应对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呼吁合作共赢，更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具体问题上加强合作，通过成功的合作减轻互疑，增加理解和互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中国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当前就是要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合理、正确，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影响巨大而深远，如果能够落实，中国必然繁荣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中华民族对世界必将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文章转自《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