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崛起意味着中国与其他大国相对实力正在发生迅速变动，国际社会相当关心中国会怎么运用自己日益强大的实力。在这方面，中国近年来对实力的使用也体现出我们一贯坚持的和平原则、和平取向，可以说，中国外交运用的是“和实力”。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政府在向国际社会打“和平牌”，而这张牌的效果如何，既取决于对方如何解读这张牌，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用“和实力”去配合“和平牌”。

战争的教训与实力的意义

20世纪的中国既多灾多难，也昂扬向上。我们既面临过亡国灭种的危机，也迎来了历史的转折。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从不忘记战争。毛主席说：“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是斗争还是妥协，这既是个主观意愿的问题，也是个客观实力的问题。在客观实力方面，20世纪的中国的确既教训惨痛也获益良多。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教训最惨痛的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亿万生命、亿万财产因这两次世界大战而灰飞烟灭。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记忆和教训尤为深刻。如果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算起，中国可谓是最早卷入二战的国家，中国战场随后也成为二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以牺牲2000多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战争的胜利，贡献虽然重大，但代价不可谓不惨重。

中日隔海相望，日本要想侵略中国就得跨海而来，因此地理上的阻隔本应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障碍之一，正如德国难以入侵英国一样。但历史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当时国力孱弱，无法阻挡日本的进攻。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写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一个大而弱的中国如何战胜小而强的日本是当时前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毛泽东主张的对日持久战实质上是要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但这一战略要求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上的牺牲，要求中国人民不怕自己的家园长时期被敌人蹂躏，这其实是一个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弱国的无奈选择（虽然也是既定条件下的最佳选择）。设若当时的中国有苏美英等大国那样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中日战争一定是另一幅景象。

然而在冷战时代，常规力量只能确保初级生存权，最终生存权的获得还得靠核武器。这就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初宁愿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导弹核武器的原因。但中国开发核武器只是为了自卫，并不是为了争霸，因此中国政府历来坚持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不向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根据最低限度核威慑原则来设定自己的核武库，同时积极参加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先后签署了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内的多项国际条约，彰显了中国核实力的和平本质。

1972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恢复联合国席位，因此它只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而存在，尚未得到国际承认。为了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从1949年起就开始了艰苦的外交努力，其中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做第三世界的工作。为此，中国投入大量资源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和民族解放运动，赢得了相当数量国家的高度赞誉，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局面。我们总是感叹，中国是被第三世界国家抬进联合国的，殊不知人家愿意为你抬轿子是因为你此前长期的努力与付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这三十年中国主要解决的是国际生存与国际承认的问题。没有这三十年的成就为基础，就没有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就生存——承认——发展这个序列而言，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其实是一个整体。将两个三十年连接起来的就是中国对综合国力的不懈追求。

实力与下文所述的“和平牌”与“和实力”密切相关。没有实力，中国打和平牌就是打妥协牌，打投降牌；没有实力，所谓“和实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管是“和平牌”还是“和实力”，和平都是一种主观意图，能让这种意图更坚实的是一国的实力。

作为外交信号的“和平牌”

从信号的接受对象来看，“和平牌”大致可分为通用信号和专用信号两类。通用信号就是指这类外交信号是面向全世界的，没有特定的接受对象，信号携带的通常是一般性和原则性信息。《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亚洲安全观的提出，以及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就中国外交原则问题的讲话、文章都属于通用信号。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推动在亚信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2015年5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署名文章，论述了二战的惨痛教训对当前维护世界和平的意义。他在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目标迈进，更应该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专用信号是指这类外交信号是面向特定对象国针对特定问题发出的特定信息。中国提出的解决南海争端的“双轨思路”，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俄发布的关于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都属于专用信号。

2014年8月初，中国外长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后提出了解决南海争端的“双轨思路”，即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双轨思路”就像高铁的两条轨道，齐头并进，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共同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2012年2月和2013年6月，习近平在两次访美期间分别提出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方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有三点，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中美之间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打破历史上崛起国必须通过战争崛起的历史魔咒，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2015年5月8日，中俄共同发布了《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列出了多项两国为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需要共同坚持的原则与具体的措施，并指出：“双方视继续深化双边关系为本国外交优先方向，将在2001年7月16日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双方达成的战略共识基础上，不断巩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维护各自主权、领土完整、安全，防止外来干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保持历史、文化、道德价值观等核心关切上巩固相互支持和协助。”

一般来说，我们更应关注专用信号而不是通用信号的效用排序问题，因为通用信号面向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所传递的是一般性和原则性信息，宣传性更强。如果信号携带的信息不具有方向性变化，比如从强调“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那么通用信号受重视的程度较低。而专用信号则不然，它传递的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具体问题的政策信息，这些国家必须对专用信号予以高度重视。如果发出一个事关和平的专用信号，那么我们心里要明白，这个信号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或者说，它在澄清我方立场的同时，能够起到团结朋友、孤立对手、稳定中间派的效用就足够了，如果能扩大朋友圈则效果更佳。

作为外交标志的“和实力”

所谓“和实力”是指以和平的方式使用实力。一国的实力可分为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这些实力类别都可以以和平的方式使用，从而构成不同类型的“和实力”。

在政治“和实力”方面，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运用投票权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世界和平。比如，从2011年到2012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三次否决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第二次投否决票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指出，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有助于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分歧，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应使问题复杂化。中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片面向叙利亚政府施压，预判对话的结果，或强加任何解决方案都无助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在经济“和实力”方面，中国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概念，让中国的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周边乃至世界各国。习近平主席对此曾幽默地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行，我们都欢迎。”此后，中国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对外经济合作倡议。这倡议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在军事“和实力”方面，中国派兵出国维和、救灾、撤侨、反恐、反海盗、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就是属于军事实力的和平使用。比如，中国现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海军已经派出17批护航编队参加亚丁湾国际反海盗护航行动；中国在也门撤侨行动中不仅撤出了中国侨民，而且还顺带撤出了大量外国侨民，赢得相关国家的高度赞誉。不过，武装力量由于其暴力本质，非和平使用方式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情况下，军事实力就必须非和平使用。

在文化“和实力”方面，中国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与一些国家合办“中国文化年”，派文艺团体出国演出等都是在展示我们的文化“和实力”。文化“和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基本一致，两者都是试图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当中“和”的一面来树立当代中国的和平形象。

不同的实力运用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外交标志，别国可以通过这些标志来预判中国未来的行为。当中国就某一地区热点问题在安理会投否决票时，其他国家就会据此分析中国未来在类似问题上的投票倾向性。当中国在巴基斯坦投巨资打造中巴经济走廊时，其他国家就会据此判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真诚度。当中国派遣作战部队参加维和行动时，其他国家就会据此研究中国维和政策的变化方向。

“和实力”与“和平牌”的配合使用

信号与标志应当配合使用，在本文中就是“和实力”与“和平牌”应当配合使用，这样中国外交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常说“听其言，观其行”。这里的言就像信号，而行就像标志。你说的话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你的行动所构成的标志，即行胜于言。当言行一致时，行为可以增强话语的力量；当言行不一致时，行为的意义要大于话语，即标志的作用要大于信号。比如，当安倍政府一方面发出希望中日友好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参拜靖国神社时，我们当然更看重后一行为的标志性意义。总之，“和平牌”与“和实力”应当是相乘而不是相加的关系，即在没有“和实力”为后盾的情况下打“和平牌”，其效果为零。

这里的难点是如何平衡军事实力的和平使用与非和平使用，如何使军事实力的非和平使用不至于破坏中国的“和平牌”效果。在这方面，我认为需要“两个底线思维”。一方面，我们要坚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在涉及领土、主权和统一问题上要适时动用武力；另一方面，我们坚持武力是最后手段的底线思维，并创造性地以非暴力或低暴力方式使用军事实力。比如，中越曾在西沙附近围绕中方981勘探船展开海上斗争。我方采取军舰外围监视、执法船合理冲击越船的行动策略，既坚持了不在南海打第一枪的底线原则，又取得很好的斗争效果。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来配合“和平牌”这一信号，假以时日，“和平牌”x“和实力”必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其前景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文章转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