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跑步进入“一带一路”时代。一方面，这意味着中国天下治理理念的大调整，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变为“走出去、和平建立各种共同体”，而且是共商、共建、共享，强调与沿线国的发展战略对接。从在自己家里埋头“修文”，转为到别人家里帮助“修基”（指互联互通，也包括其他投资项目，以第二产业为主），而且是和平方式，这是几千年来的巨变，是一种适时的转换，有助于中国从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转为综合性全球大国。

作为新一届中国政府勾画的对外总体战略，2013是“一带一路”规划年，2014是布局年，2015则是落实年。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亚信机制与双轨思路，经济领域的几个经济走廊（孟中印缅、中巴、中蒙俄）与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设施领域若干海陆大通道的规划，贸易领域的亚太自贸区倡议，金融领域若干实体的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以及规划中的上合组织银行）。

这些国际机制或构想，或由中国倡议建立，或由中国发力推进。而人民币国际化、高铁进军海外，则为此提供了现实的例证。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亚投行（应该叫亚基行），有变成亚欧开发银行乃至二世行的势头。而且，中国的GDP在2030年内超越美国可能性很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可以开始替代美国构建自己的国际体系，并且首先从经济领域、周边国家、加上某些全球功能领域开始？这就需要评估中国崛起的限度与崛起的标志，从而为中国参与世界秩序（首先是经济秩序）的重建提供比较理性、客观的参考坐标。

综合国力可以超过美国，但对全球的影响力难以取代美国。原因很简单，对世界的领导或者统治归根到底是文化的领导与统治，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区域文明。日本经济发达，只要美国一放手，成为政治军事经济大国并不需要太长时间，但是，韩国、中国、印度、中亚、西亚，都不会认为日本是亚洲的领导者。因为日本文明在日本以外影响非常有限，只能限于动漫、饮食等有限领域。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类似如此。只有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影响较为广泛，但伊斯兰文明在开放性、经济能力、政治吸引力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局域性。唯有基督教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有主导世界的能力，所以，过去500年里，主宰世界的都是基督教国家，美国从英国手里接过全球霸主地位的主要秘密也在于此。

所以，崛起的标志是综合国力超过美国而非全球影响力超过美国。如果中国追逐后一目标，将是中国衰败的开始。这是第一个判断。

基于上述判断，以及中国比较优势在第二产业产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资金、国家动员能力等方面，在服务业领域还属于等待开放的领域，科技创新能力也不足。因此，中国把欧亚大陆尤其是大周边国家列为一带一路的重点实施区域，这无疑是明智的。

但还应该注意到中国优势中隐藏的不足：国家动员能力强，国有企业为主的对外投资格局，使得中国的风险抵抗能力更高，可以进入一些高风险国家、地区与项目，如伊朗、10年前的伊拉克、1990年代的苏丹，现在的南苏丹，以及接手阿克纠宾项目，也取得了不错的效益。但是，南苏丹的现状表明，风险依然存在。而且，油价下跌正在使得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的项目面临巨额亏损，有可能吃掉历年来所获得的收益。如果是私人投资，可能会出手阿克套等项目，但国家项目不大可能。

中国的资金丰裕，主要是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的资本金主要来源。中国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中央政府其实也类似。外汇储备是虚拟政府收入，是有成本的。在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可以当做不必偿还的对外资本使用（至少超过1万亿美元以上部分是如此），中央政府能使用的也是这一块，但如果资本项目放开，经济下行导致外资流出，外汇储备大规模减少，压力将传导到基于外汇储备的投资领域与项目，而基础设施项目本身周期长、获利能力差，又多是在经济比中国落后、政局比较动荡、腐败普遍存在的地区实施，项目管理无法与私人投资项目相比，因此，有可能出现大批量的烂尾工程。这将严重影响“一带一路”项目的持续性。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除了国营企业外，“海外中国”项目应该逐步变为以私营企业为主，现在就开始为此建立一系列措施：加大对华为等公司的支持力度外，探讨海外项目私营公司承包，丝路基金中对私营项目的支持比例逐步扩大。考虑建立国际合作署。

回到亚投行，我的观点是：投票权比例可以降低，乃至20%，但否决权不能让。除非美国放弃在世行与IMF的否决权，这就有样学样，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没必要羞于承认。

总体上，参与国际政治秩序、安全秩序、文化秩序等构建，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置喙。“着眼周边地区、侧重功能领域（经济为主）、保持适度开放”应该是指导思想。亚投行为此开了一个好头，亚信应该跟进，亚洲文明对话应该是下一个发力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文章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