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不”外交，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到现在也并没有过时，它不是“无”外交，而是谨慎外交、务实外交、低调外交，但这样的外交是不完全外交。而“有”外交是与中国的巨变和世界的巨变相适应的外交，是对过去“不”外交的改变和革新，是全面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下一个历史阶段。“有”外交是“大国外交”，大国外交的中心是大国的国际领导作用。这意味着，今后中国会在许多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中国目前的“不”外交几乎都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中国需要设计“有”外交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第一，未来中国外交转型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自身的外交政策原则的内在冲突。第二，要塑造新型的、长期的世界和平与世界秩序，长期和平的世界秩序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价值。

新国安法“开门立法”、集思广益、兼具时代性与民族性，主要“看点”有六：一是开宗明义，首次界定了国家安全的含义。二是理念先进、特色鲜明、逻辑缜密。三是在方法上强调统筹兼顾，包括五个统筹协调，避免了片面性。四是覆盖面很广，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五是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六是注重科学决策，即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制，组织专家和有关方面开展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研判，推进国安法安全的科学决策。

人类正在走向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两条现实路径：一是推进区域发展一体化。二是构建解决人类最关注问题的共同体机制。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推动者、维护者。和平安全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我们应发扬理解、协商、互助的精神，携手构建人类和平安全命运共同体。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处理中美关系必须严格遵循的最根本原则。中美建交以来，为了中美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从未侵犯美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美国却在南海、涉台和钓鱼岛等问题上一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不得不自食苦果。美国只有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摒弃强权政治理念，完全停止一切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以实际行动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增加正能量，真正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把中国视为谋求合作共赢的平等伙伴，才能为两国扩大合作、管控分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伊斯兰国”崛起激化西方与极端伊斯兰矛盾，彼此缠斗未有穷期，中东与西方恐情再度绷紧对中国缓解周边地缘压力、维护延长“战略机遇期”利大于弊，我国宜内外统筹，妥善周旋，捕捉战机，“稳中求进”。一是借势推进、引领大国合作。二是地缘拓展重视反恐“因子”。三是趁势加大反恐防恐力度。四是全面排查弥补社会治理漏洞。

中国有句古话，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中美两国虽然文化不同，制度各异，但只要彼此敞开心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就可以跨越任何鸿沟，让两国关系的道路越走越宽。我们期待与美方一起，推动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相互交织、相互促进，成为促进人民相知相识的“探路者”、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的“铺路者”、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护路者”，为两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与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经过建交36年的发展，中美利益交融不断加深，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日益上升。新形势下，中美两国应该合作、能够合作的领域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努力拓展各领域交流与务实合作。

6月4日，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办“《美国研究报告(2015)》发布式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挑战”学术研讨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出席并讲话。傅莹回顾了自己5月中旬访问美国的情形，将美国的对华看法分为悲观派、乐观派和谨慎派（或者焦虑派）。傅莹在与中国学者交换意见，认为美国对中国存在深层的失望，例如“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傅莹认为，中美需要开展更加有效的沟通，减少误解和误判，同时要避免相互刺激的言论和行为。而对中国来说，需要更快地适应新型大国的地位，学会及时和清楚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中美双方最终会突破旧的秩序观束缚，相互接近，形成新的地区和世界秩序。中美关系尽管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国际秩序观，但在实践中已经大量出现共同的探索。中美关系中的新趋势就是双方不断推动这些新概念，并且在政策实践中产生一系列新突破。我们不能期待双方在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分歧、成见、偏见全部丢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步相互靠拢的艰难和价值。中国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且不断创新战略概念，因为中国深刻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就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以此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与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决不能走霸权主义的老路，只能在融入全球化趋势的过程中实现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