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国已经事实上参与了中东事务，那么布热津斯基的言论就是认为，中国需要按照“美国的方式”参与中东事务。那么美国希望中国介入中东的方式，毋庸置疑，就是如美国和其盟国一般，直接介入到中东的乱局之中，更直白一点就是通过武力和经济方式直接干预地区国家的相关事务。但恐怕从这点上来讲，中国并不具备相应的力量，也不会存在这样的需要。而且中国即使介入中东，也很难想象美国会在亚太方面做出巨大的让步以换取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介入”。

在美国历史上，一旦美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时，时任总统在外交上往往采取收缩政策，这样的例子很多。约瑟夫·奈曾发表文章说，收缩不是孤立主义，“只是对战略目标和手段的调整”，在外交上的过度投入对美国世界地位的伤害比收缩政策还要大，一些共和党候选人对奥巴马的指责只是党派性的政治论调而已。奥巴马不愿在中东投入过多，是基于“不要做愚蠢的事”的外交原则。奥巴马谨慎的外交政策可能“是一次转型”，而非软弱。奥巴马在外交上有得有失，但是他提供给继任者的将是一个得到改善的局面。

美国凭军事实力、炮舰政策反恐，也许可以削弱恐怖主义势力的作战能力，却同时又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信息时代信仰和思想的交流快速无比，极端思想对美国青年的传播之快超乎人们想象。美国枪击案中抢手的激进思想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影响在美国社会的具体体现。这对公民依法所持武器的合法合理使用，已经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国要想在控枪问题上有所进展，除了政府大力推动之外，国会要相互支持，民众要形成基本共识，各州与地方政府要同步运作。然而，这些都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美国控枪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2015年，美国在中东面临诸多挑战，困难重重。其霸主心态与残酷的地区现实渐行渐远。目前，美国存在“六难”问题。

巴黎恐怖袭击不仅将法国、俄罗斯等国推向了国际反恐阵营的一线，也把美国推到了一个新的战略十字路口。今后美国仍会通过延续和扩大空袭的规模、更多地运用盟友的力量、加强反恐情报交流、切断恐怖分子资金链等“更加明智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过奥巴马坚持不“出兵”的“底线”面临三重风险。第一，反恐政策“失败”的风险。第二，欧洲盟友的“离心”倾向。第三，俄罗斯的竞争压力。美国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奥巴马如何抉择，美国反恐政策是否会有新的突破？即将进行的美法首脑会晤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答案。

俄罗斯不再是超级大国。它对西方利益不时构成的威胁应当得到应对，但不应被夸大。美国和欧洲应避免对已经发生的事反应过度，也不要将俄罗斯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俄罗斯的政策还有演变的可能。总之美国、欧洲和反对ISIS的阿拉伯国家应利用此次事件作为契机，进一步影响俄罗斯的政策，而不是孤立或羞辱它。有两个问题应该优先考虑。首先，应与俄罗斯加强商谈，协调各国军队的行动，削弱ISIS。其次，外交活动应当聚焦于在大马士革建立一个新政府的计划。

拿越战类比美国如今在中东地区的举措，有许多粗率不当之处，但这种逐渐升级兵力的基本逻辑却相似得惊人：美国政府选择采取军事渐进主义，希望能搏一搏运气。尽管奥巴马反复无常且优柔寡断，我仍然相信他不会扩大叙利亚战争。但就像肯尼迪政府一样，他也会留下一份可怕的政治遗产，他的继任者会像当年的约翰逊政府那样陷入困境。

克里的此次中亚之行表明，美国正在重新调整中亚战略——明显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投入力度，第五阶段美国中亚战略之核心动力在于增强美国在中亚地区大国博弈中的影响力，其意图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在俄罗斯加快推动欧亚战略，中国稳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逐渐被削弱，在该地区影响力“被边缘化”的担忧不断加剧，克里的外交动作颇有些“亡羊补牢”的意味。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它们乐见美国的“慷慨”，并希望能够将美国作为一张平衡其他大国影响力的“牌”，但它们对美国的战略警惕丝毫没有减弱，美国并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对中、俄的区域发展战略构成挑战。

中美两国相互之间经常会误判对方的动机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自己行动对双边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元老团此行一个重要的作用会是向中国高层从一个“非官方”的角度解读一下美国外交政策当下的现状，因为这样的解读从“第一轨”的渠道是无法完成的。由于美国此次南海的航行或多或少有着安抚盟友的意味。对美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盟友没有理解这个行动的信号，而中美关系却被搞坏了。因此，基辛格所能传达的信息，包括美国的实际动机和意图，包括美国不希望导致事态恶化等信息也是可想而知了。但“二轨”因为其非官方的特点，有其自带的局限性。因此，真正要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还得“一轨”、“二轨”相结合，让双方不断地接触、增加互动和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