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与其说是自开炉灶，不如说是奥巴马全球战略回撤的深化。集中精力强化内功，特朗普的逆全球化，其实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美国精英主义既要面子又要里子，反而不合时宜。因而，评价特朗普，乃至欧洲出现的脱欧思潮，如果从西方整体衰落的逻辑去观照，就显得极为正常了。盛极而衰，西方也难逃这一铁律。反特朗普主义看上去绝对正确，但就美国和欧洲而言，却难掩西方秩序基础动摇的焦虑。

当前美国国家治理的困局可以集中表述为，社会需要政府政策朝着限制经济不平等、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境况的进行重大的改革，但是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同富裕阶层形成了隐形联盟，所以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政策不可能被富裕阶层和政治精英接受。要言之，美国寡头政治的现实不可能轻易为民主政治铺路，要想改变美国国家治理的危机，只能首先改变寡头政治，这需要进行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迫切需要恰是特朗普不可能提供的。

对美国政治人物来说，牺牲中国利益通常不需要支付任何政治资本，但在中美经贸关系上主持公道，则往往会遭遇政治围攻，这就是中美经贸摩擦的真相所在。而且近十几年来，中美经贸额节节攀升，相比中美经贸关系的急剧扩大，管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制度始终没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美经贸摩擦沦为美国政治斗争牺牲品的趋势。因此，中美经贸争端的根本症结在于政治化，去政治化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关键。

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美国和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在哪制造，而是谁创造价值和获取利润。在iPhone的制造过程中，中国企业创造的价值和获取的利润微乎其微，而将“苹果”迁回美国也不会给美国带来太多工作机会和价值增值。在资本和货物高度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从中国进口的iPhone手机是中国的顺差，却内含大量美国创造的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才是更合适的经济贸易政策制定框架。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首次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将采取新的移民审核机制，与国际盟友更加公平地分摊防务成本，成立移民犯罪受害人支持机构，大幅撤除政府监管事项等等。

今后中国应该继续努力，争取尽早让特朗普明白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绝不是零和游戏（zero-sumgame），而应是一种竞争-合作的动态平衡关系。真正符合中、美两国人民长远福祉的，还是中美间的相互切磋，密切交流，增进理解，强强合作，携手并进。

特朗普执政危机背后，是特朗普原始秩序维度和各个方面原始秩序维度的冲突。特朗普的问题是，他没有把握好自己团队的原始秩序维度如何转型为适应扩展的国家秩序维度、扩展的国际秩序维度的原始秩序，从而和各个方面的原始秩序减少冲突，多交朋友，在形成良好合作框架的情况下，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从而更顺利地实现其自身的政策主张。今后特朗普的命运如何，是否能够胜出，是否能够改变这个充满原始冲突的世界，能否就此改变这个需要扩展秩序支撑才能保持实现脆弱和平的世界，还要继续看未来的秩序维度的冲突。

特朗普对麦克马斯特的任命，将起到重建白宫国安团队、为“弗林通敌丑闻”止血，以及修补与共和党建制派关系的三重作用。

目前内政复杂性的不断加深，决策主体多元化的扩大，内部力量牵制的显著增强，将对特朗普外交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其出台根本性政策调整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对特朗普而言，执政初期面对国内困境，对外政策回归主流或许是最安全的选择。不过特朗普一心求变的本质并未改变，从其在内政问题上落实竞选承诺的做法来看，目前尚不能对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做出定论式的评估或判断。长期来看，“特朗普现象”激起的尘埃恐怕远未落定。一旦团队到位，内部关系协调加以理顺，特朗普施展外交蓝图的时机或许才真正到来。

众多媒体给特朗普贴上的“反全球化”标签不完全符合事实。实际上，作为一个生意遍布全球多个国家的商人，特朗普对全球化利益的感受远比专业政客深刻。他针对的应是不可持续的现行全球化模式，而不是全球化本身。而且，近来的一系列对华不利贸易争端裁决不能全算到特朗普政府头上。更重要的是，以中国经济当前的体量和“江湖地位”，如果发生无可挽回的国际性、世界性经济贸易下滑，我们不必徒劳地追求将本国增长率与历史数据纵向比较。只要能保证增长实绩与别国——特别是主要竞争对手横向比较好，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就会上升、所占份额就会扩大，就仍然有利于我们“防范被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