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奥巴马执政后期是“酝酿阶段”，特朗普政府时期是“试验阶段”，那么，拜登时期或将迎来“全面深化阶段”。其总体构想可以用“1234”进行概括。“1”即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头号竞争者，宣称要与中国展开“长期性、战略性竞争”。“2”即拜登政府强调打通美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区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力推进与中国的战略竞争。“3”即拜登政府力图在综合竞争、合作、对抗三元素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同时也重视避免与中国陷入激烈冲突。“4”即拜登政府力图在经济、技术、安全、治理四大领域构建国际阵营，围绕应对“中国挑战”不断深化与盟友、伙伴国之间的协调，以“复合型阵营”“规则制衡”等方式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

“接触政策”造福中美两国，但美方声称“接触政策已死”的原因，一是担心中国继续壮大会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二是美国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没有做好“包容性”的准备；三是面对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对立，抬升“中国威胁”被美国政府视为拉动两党合作、凝聚各种社会势力的“亮点”。对此，中国更需走稳走实自己的道路，今天的中美关系，考验我们的不仅是战略定力，更是战略智慧和战略眼光。

拜登的欧洲之行摆足了重振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姿态，欧洲也欢迎。但姿态需要真金白银来补充和维持。拜登提出了“中产阶级外交”，欧洲大国也发布了类似纲领。但它是建立在不以在外交上的消耗来削弱疫情后的国内经济复苏为基础的。而大国外交需要花费国内的各种资源，这就是美欧之间希望重塑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战。

在美国政治日趋极化的今天，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努力将面临一系列挑战。而且，在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阵营中，他们都没有退休的打算。即使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迫于民主党极左派的压力而退休，拜登能提名的大法官人数仍有限。因此，从目前来看，民主党想改变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局面的愿望短期内难以实现。

事实证明，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拜登政府的手段更加阴毒。拜登政府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的这些阴招是其对华“竞争、合作、对抗”战略的具体运用，意向鲜明。中国必将高度警惕！

尽管拜登政府正在评估对华政策，美国知名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认为，外界对美中关系回暖不应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美中双方目前都没有动因去改善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关系，以内政为优先的拜登政府会继续保持对华强硬的路线。他呼吁双方从小事做起，防止美中关系滑向冲突。

拜登政府用“竞争-合作-对抗”框架来定义中美关系，存在着不少逻辑上的漏洞。其一，“竞争”、“合作”、“对抗”三个词汇本身就存在语义上和逻辑上的相互对立。其二，“竞争”与“对抗”的界限模糊，在实际政策操作中如何对二者进行区分，令人困惑。鉴于目前中美双方存在竞争的领域众多，畅通对话机制，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渠道，应成为两国在当前形势下管控竞争、避免对抗的应有之举。

随着美国经济逐步摆脱疫情影响，“超宽松”正在失去实施条件，美联储或将调整货币政策。按照目前美国经济的反弹速度，美联储应该不会等到2022年底或者2023年才会收紧货币政策，最早今年四季度可能就会以隐蔽性方式开始。疫情的走势仍是未来最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还需关注美联储释放紧缩货币政策信号后，美国和新兴市场的反应。短期内，要特别关注美国财政部二季度国债发行情况，其将对年内下半年美联储政策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拜登“始于国内”的“中产阶级外交”多了一丝克制。但面对严重分化的国内政治背景，拜登政府在高举“中产阶级外交”大旗的同时，也不得不谨慎处理摆在其面前的“特朗普遗产”，并在部分议题上予以妥协和继承。这种“躇踌之情”也令美国对华外交理念呈现“意图未改，手段有变”的特质。今后如何能在这种“动态调整”之中找到属于自己外交的节奏和步调，将是拜登及其团队面临的重大挑战。

美国对朝对韩政策存在矛盾心态。美一方面为驻军、保有其主导权、强化联盟就必须强调朝核威胁，同时还可以借朝核问题布设针对中国的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朝核问题失控。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朝鲜核问题的升级。此外，基于迫切性和相关性等因素来分析，美国现阶段并没有花费过多精力和财力解决朝核问题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