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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静: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到底是什么?
发表时间:2021-05-19 16:41 来源:国际网
“中产阶级外交”是拜登政府的整体外交,其内涵和外延不局限于对外经贸政策,也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及整体外交走向。旨在统筹美国内外力量,重建美国力根基,并利用美国的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及盟友资源,最大程度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不过是对前任总统相关政策趋向的进一步明确,也是为特朗普式“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变换了一种看起来更加温和和讨好国内的说法。

近来,一个相对新颖的名词——“中产阶级外交”受到关注,其所代表的理念,正是美国拜登政府重要的外交标识之一。

拜登在不久前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提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工薪家庭、推进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这种内外一体的考虑,成为拜登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和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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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是“中产阶级外交”理念的主要推动者和设计者。2017年他就参加了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组织的、持续时间长达两年的研究小组,就美国外交政策如何更好服务于“挣扎中”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研究,并于2020年发表最终报告。沙利文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这一报告相关思想被成功吸纳到拜登政府整体外交战略中。

报告名为《使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服务于中产阶级》,调研期间,美国两党政学界人士对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和俄亥俄三个州的几百名官员、社会领袖、企业家、中产阶级工人进行了采访。报告指出,中产阶级是美国国力的关键支柱,但过去30年,全球化造成美国工作流失困局,疫情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并暴露出美国社会固有的不平等与种族分歧。要实现国内复兴,美国外交必须向这一目标调整,即把外交政策更好地与中产阶级目标结合起来。

报告归纳出四点结论:

一是美国的中产阶级行业涉及面广,不仅包括制造业,也包括依赖于国际贸易的服务业。美国中产阶级真正关心的,是美国的全球义务如何影响其安全与经济福利。

二是对外经济政策须有利于改善国内分配不均的情况。具体看,就是执行那些促进国内工作机会增加、提高中产收入并“有益于国内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对外经济政策;完善与美国及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关机制,使其更好地应对“不公正”贸易行为,特别是“不利于美国中小企业”的行为;通过签订国际协定缩小各国制度与治理差距,从而有利于提升美国中产阶级的就业与收入。

三是打破国内外政策的藩篱。过去外交政策追求的是安全与地缘政治利益,但现在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下降必然影响国家的长期繁荣。因为,需要通过跨部门协调和发挥政策想象力,将外交与中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

四是出于对中产阶级考虑的关切,美国外交需在某些领域作出调整。比如,中产阶级并不支持美国恢复“单极世界”,与中国升级“新冷战”,他们希望管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拜登及沙利文多次表示,“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归根结底要为美国工薪家庭、中产阶级和普通人服务”;国务卿布林肯外交政策纲领式演讲即名为“为了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美国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进一步明确提出“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最庄严的义务是保护人民安全和利益”。

综合分析拜登上台后的执政方略,不难看出,“中产阶级外交”已经成为拜登政府整体外交的代名词,其内涵和外延均不局限于对外经贸政策,也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及整体外交走向。“中产阶级外交”正在打破国家安全、外交与内政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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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看,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美国的国内经济。为此,对内,拜登政府出台《2021美国援助计划》,投入1.9万亿美元刺激和复苏美国经济;宣布2.25万亿美元的就业计划、2万亿美元的家庭计划,帮助支持中低收入者;承诺赋予美国学生以“21世纪工作的技能”,确保美国人获得有质量的医保,投资于基础设施,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并创造1000万个工作岗位……

对外,在对外经贸政策上,拜登政府承诺未来在贸易谈判中将考虑中产阶级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针对其眼里的“不公正”贸易政策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特别是针对贸易补贴、产能过剩等“贸易扭曲行为”;赋予总统收取关税的权力,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上;促进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防止“搭便车者”搞国内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此外,美国还将促进各国在税收等规章制度框架层面的融合统一,限制大公司垄断,提高环保与劳工标准,以维护美国工人利益。

从外交上看,拜登政府旨在结束“特朗普灾难”,实现五大“回归”。

一是回归民主。对内,重塑宪法规范,系统性处理种族主义问题,重建教育体系,改革刑法体制,促进透明竞选,防止选举干预。对外,捍卫“人权”、尊重“法治”。

二是回归全球领导权。美国将领导全球应对疫情及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挑战,并以此树立领导“榜样”。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主办领导人气候峰会,回归世界卫生组织。同时,不断向世界灌输理念,即民主国家必须团结应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威权国家及其对民主国家的操弄”。

三是回归外交。在所有的美国对外资源中,拜登政府提出外交是最重要的手段。对内,重振国务院,恢复特朗普时期中断的白宫、国务院、国防部日常新闻简报,以体现“服务于美国人民”的精神;对外,全面重新评估外交政策,视外交为全球接触的最优先工具。

四是回归盟友。沙利文称,美国及其盟友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至60%,盟友伙伴是美国影响力的“倍增器”。美国将引领同盟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确保北约军事能力,扩大其针对“武器化腐败”、网络盗窃、太空与公海挑战等新型非传统威胁的能力;呼吁所有北约国家重新承担“民主同盟”责任,加强与北美及亚洲盟友集体合作能力,并整合拉美、非洲伙伴。据悉,2021年美国将在美洲峰会上重建与西半球的“民主、人权与法治关系”。“印太战略”仍是美国最优先的地缘政策考虑,除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的关系,美国还推动美日印澳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首次召开首脑峰会,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与盟友举办多场军演,大幅强化美日同盟并以此为轴心推动其“印太”乃至全球战略。

五是回归“新时代”的军控体系。拜登政府曾提出,要是伊朗回归并遵守伊核全面协议,美国也将重新回归该协议;对朝鲜,主张重新激活谈判,并敦促多方盟友、伙伴协调政策以促进“无核化”目标。美国还延长了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谋求将此作为新军控条约的基础。

从国防上看,拜登政府认为应确保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且,为保护“美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必要时应诉诸武力,但武力将是“最后的手段”。拜登政府已宣布年内从阿富汗撤军,永久性结束中东战争,其潜台词是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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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产阶级的衰微,是其多年跨国公司驱动型经济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的结果,也受到政治极化及社会不平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美国战略界却将中国视为其中产阶级衰微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拜登推行“中产阶级外交”,中国被指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中国是美国首要战略竞争者”的定位,并据此认为,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全面展开对华竞争并在竞争中获胜。

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发展速度,特别是疫情后中国“赶超美国”的速度极为忧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治理失效、政治极化、中产阶级“坍塌”、社会“部落化”与“民主”倒退,都令其感到治理模式倍受“中国模式”挑战。

这被认为是其出台“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即把国内、国际统筹起来,重建美国的国力根基,并利用美国尚存的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及盟友资源,最大程度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而只有充分解决美国国内的发展问题,才能与中国长远竞争,这也是其推出“中产阶级外交”最主要的动力。

其实,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起,美国的优越感就开始动摇,而2010年中国GDP“坐二望一”,更加深了美国战略界的忧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应运而生。

为解决国内问题,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计划”;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概念,其很多对外极限施压的做法,都服务于其眼中的美国国内经济利益。

因此,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不过是对相关政策趋向进一步加以明确而已。拜登政府将其整体外交均纳入“中产阶级外交”的框架,声称其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利益,不过是为特朗普式“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变换了一种看起来更加温和和讨好国内的说法而已。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杂志)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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