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即将产生的第118届美国国会，将在未来两年之内与民主党总统拜登互动出新的华盛顿政治博弈态势，足以牵动美国内政外交议程走向。这次中选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就像以往美国政治史上任何一次同样的“中途检修”一样重要，不过从今年3月初选以来的选情走势看，也展现出一些颇值关注的态势，平添了不同于往届中选的特殊意义。

特朗普、“选择权”与油价

按照对美国中期选举的一般认知，2022年的核心议题应该是美国国内经济民生，选民要完成的重要动作之一就是用选票给拜登政府过去两年的执政表现打分。从此意义上讲，由于美国正深受新冠疫情背景下的通胀压力，本次中选自然对拜登及民主党人并不利好。但从选举的实际进程看，很多其它议题正被裹入选战，不但同步塑造着选举结果，也牵动着美国政治的阶段性特征。

首当其冲的特别议题是不在选票上却实际对此次中选染指很深的前总统特朗普。作为特朗普卸任后的首次美国全国性选举，近期持续频繁透露要杀“回马枪”争取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当然不能轻视。这也导致本次选举成为测试特朗普个人对共和党影响力的“关键一役”。从目前态势看，特朗普对此次选举的深度介入并没有如其所愿地为他加分。

一方面，特朗普为共和党在任者（国会两院议员、州长等）大批量背书，却不愿挑战某些不受其控制的南方州传统共和党所支持的地方政治新星，此种做法凸显一个现实：特朗普更需要共和党，而非共和党更需要他。数名凭借特朗普背书上位成为国会议员、州长候选人的共和党参选人在后续竞选中却表现不佳，可能加剧共和党主流力量在接受特朗普理念的同时远离其个人的倾向。据不完全统计，特朗普已在州长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竞选层次上分别为18、20、123名共和党参选人背书，其中分别有7、11、101人是谋求连任的在任者。

另一方面，酝酿良久的对特朗普的各种“丑闻”调查纷纷在2022年夏季被引爆。国会众议院围绕2021年1月“国会山骚乱事件”举行的调查与公开听证、司法部授权联邦调查局对海湖庄园进行的搜查、纽约州总检察长针对特朗普及其子女涉嫌财务欺诈发起的诉讼以及佐治亚州检察官就“特朗普干预选举”启动的调查，都直接导致“如何评价特朗普”“是否支持特朗普”甚至“特朗普是否有罪”等上升为本次中选的重要话题。

从历史经验看，各种丑闻调查的喧宾夺主不仅将导致选举失焦，也会冲淡选民、特别是那些犹豫不决的中间选民因对民主党不满而转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意愿。从另一个角度看，特朗普在2022年中选中的强势存在对共和党而言不能产生加分效果，不但可能淡化该党的周期性优势，增加共和党的被非议点，而且打开了一个新的“潘多拉魔盒”：未来一年，共和党精英必须考虑如何安抚好各种调查缠身的特朗普，否则就算共和党选择了所谓“杨金路线”，即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路线”，特朗普本人如要执意参加2024年大选的话，特别是在一旦初选落败只能转而谋求以独立或第三党身份参选的情况下，共和党重掌白宫的希望大概还是会提前破灭。这也意味着，2022年中选的“特朗普议题”提前剧透了2024年大选的一些场景。

第二个是“重新回到选票上的罗伊”。虽然早有预兆，2022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女性健康组织”一案中做出的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还是引发轩然大波。该判决认为女性堕胎权系宪法授予，各州不得自行颁布法令加以限制。随之而来的是全美女性、少数族裔、性别平权群体仍在就“选择权”合法化进行抗争，保守派则开始着手继续在其能够掌控的各州层面上确定对“选择权”的限制乃至禁止措施。这种“历史倒退”所引发的社会撕裂与对峙很快影响到了选举政治层面。到今年8月，“选择权”已成为仅次于通胀的全美选民最关注议题，同时也是民主党选民心目中的头等大事。这直接刺激了女性以及少数族裔等选民群体的投票热情，提高了对民主党的支持力度。在6月24日判决之后举行的五次国会众议院席位补选中，民主党各候选人的得票率实现了平均11%的增长，甚至在两个并不被抱有希望的选区选举中意外胜出。

很显然，“多布斯判决”已成为民主党在本次中选当中的“救命稻草”，而与族裔甚至民权相关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战争”叙事也正分散着经济等议题在选举中的权重。可以想见，随着保守派持续通过其压倒性控制的司法权来不断蚕食“民权运动”成果，逐一击破已被判决乃至立法的民众基本权利，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美国政治将不断上演内部激斗。目前是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深受保守派推翻“选择权”的刺激，之后可能是共和党人因自由派推动“同婚”正式立法化而被动员起来。民权议题的再次公开党争化必然进一步激化社会“部落化”与身份极化。

第三个是在选票上时隐时现的油价因素。由于新冠疫情下美国前后两届政府的财政选择、受疫情冲击的供应链断裂以及其他周期性问题，通胀成为本次美国中选的基本议题。特别是本次乌克兰危机严重升级以来，油价上涨刺激着美国普通消费者的神经，直到8月欧佩克国家宣布增产才有所缓和，但随着10月欧佩克再次宣布减产，美国国内油价必然再次上扬，这被认为是拜登及民主党人在2022年中选中遭遇的第一个“十月惊奇”，对民主党选情并非利好。从以往经验看，只有美国直接卷入外部冲突或事件时，比如反恐战争或者“伊朗人质危机”这样的事件，外部因素才会直接影响选情走向。如今，这种外部因素对油价、进而对美国选情的影响，在反映国际局势已是何等动荡不安的同时，也说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能力有限性和自身脆弱性还在不断加重。对美国而言，在国家足够强大时，全世界的事都是“美国事务”，而当其陷入内外困境时，“美国事务”则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事务的牵动。这也是近年来美国国内外很多观点加以讨论的“美国对外战略‘内政化’”的逆向效应。

拜登的议程

依照通常的中选规律，2022年选举的结果大概是要给作为总统党的民主党一记重击。但由于各种正负因素的相互冲抵，本次中选的结果仍扑朔迷离。概率较高的情况可能是，共和党夺回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地位，但其优势最大只能维持在“240席对195席”左右的水平，勉强可以赶上2019年之前第115届国会时共和党多数的水平。在国会参议院中，民主党仍有部分可能性最终以“51席对49席”维持多数党地位，同时也有一定机会维持“50席对50席”的“最微弱多数”地位，而共和党如能在守住宾夕法尼亚州席位，再拿到颇具指标意义的佐治亚和内华达两州其中之一或全部两个关键席位的话，则可以“51席对49席”甚至“52席对48席”反转为多数，类似于2003年到2005年第108届国会或者2019年到2021年第116届国会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民主党失去众议院但却维持参议院多数地位并增加席位的话，将是类似于共和党在2018年中选中的表现。而2018年之前的此类情况还要追溯到1888年。也就是说，众议院选举中所反映的政治趋势，不但没有在参议院选举中得到体现，反而刚好相反。究其原因，除了国会两院选举制度差异而导致的特殊性之外，两党政治在某些关键区域的实力强化与变化才是关键。这样的话，2018年和2022年这一现象的频繁发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美国政党政治微妙而深刻的调整。

不管怎样，对白宫而言，新的第118届国会几乎肯定要形成“分立”状态，所不同的只是程度强弱之分。如果国会两院均被共和党多数控制，拜登政府的处境将类似于克林顿执政后期所面对的“强分立”状况；如果共和党最终只控制到众议院，拜登所要应对的就是类似于奥巴马或特朗普执政后期的“弱分立”局面。

可以想见，在过去两年府院“一致”的状态下拜登推进其政策议程尚且困难重重，那么在这个任期第三、四年“分立”压力下，恐怕更难行事。一般认为，此情形下，总统将更倾向于把视野放大，目光聚焦于海外，在更具权势、相对而言更少受国内限制的对外政策议题上争取更多政绩。而对拜登及其政府而言，推动所谓“印太战略”、推进所谓“大国竞争”应该是“不二之选”。

对于拜登政府未来可能的倾向，跃跃欲试的共和党阵营早已摆出政策竞争的架势。按照9月底国会众议院共和党推出的“向美国承诺”竞选党纲，该党若重掌多数地位之后将在众议院内部设置与情报委员会同等级别的“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目的显然是要加强在对外事务、特别是关键对华事务上的共和党话语权。再细致一些观察，由于“强分立”下民主党白宫与共和党国会呈现出更明显的对峙态势，妥协与勾兑的客观余地和主观动机都相对降低，两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进行交易的可能性也会相对下降。而在“弱分立”局面下，分属两党的两院会有更大空间和更多意图来进行交易，共同推动某些涉华议题的概率自然也相应增大。当然，这两者的差异应该只会在“负面”和“更为负面”之间。

除了对外政策方面的困难，两党围绕国内议题的党争极端化、情绪化乃至个人化很可能导致拜登不得不面对当年克林顿或特朗普经历过的“政治猎巫”，民主党当年针对特朗普的两次“弹而不劾”将被证明是破坏美国政治秩序的“恶例”。目前看，对手共和党和民主党内反对势力针对拜登的攻击点可能包括从阿富汗撤军导致“战略灾难”、其子亨特的所谓“海外利益”丑闻等，这些不但将拖累拜登及民主党的政治前景，也会直接干扰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议程。

2022年9月中旬，拜登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被问到是否谋求连任，他回应说：自己很相信命运，现在要做的是干好自己的工作，明年才会做决定。从克林顿到特朗普，过去30年在任总统谋连任都是在中期选举之后一年的春夏之交宣布，所以拜登的所谓“明年再说”并非没有道理。不过，几乎不会有在任总统在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公开给出如此模糊的回答，因为它释放了犹疑矫情的信号，意味着不确定和怯阵。虽然此后不久，就传出拜登在白宫会见美国非洲裔领袖时明确要参选连任的消息，但这种摇摆仍耐人寻味。试想，如果最终拜登的宣布仅聚焦于本个任期，他就将彻底抛开选举周期、选民诉求乃至国会党争的压力。一个只追求历史遗产的总统，会在任期的最后两年里做些什么并且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