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施科技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的每一个领域，被替代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大，管制和限令将进一步激发中国围绕关键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同时寻求对全球开放和创新合作，中长期而言，反而将削弱美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力量。

“拜登经济学”是对拜登及其政府过往两年多经济治理理念、政策和成果的总结。它意味着对“里根经济学”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背离，同时对罗斯福“新政”至约翰逊“伟大社会”纲领的回归，美国因此开始重新拥抱国家干预主义和产业政策，同时对是否推进全球化产生更多迟疑。拜登此时渲染自己的成就，且贴上“经济学”标签，显然是为明年的大选造势。由于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拜登经济学”成绩颇为亮眼，但在控制通胀方面，表现并不如意。所以尽管拜登试图把经济成绩作为自己的重要竞选筹码，但美国选民似乎并不买账。

当前美国经济表现看似亮丽，实则外强中干，危机四起。主要风险有四：美国债务与美元信用风险，金融危机在所难免，经济大概率将衰退，但中美“同舟共济”难再上演。惠誉此举反映出全球市场对美国经济金融表现的信心走弱，对其政府肆意挥霍货币特权累积巨额债务的担忧。因此，美国应紧衣缩食、放弃特权思维、重回负责任经济政策的轨道。

拜登政府上台后回归美国外援政策传统，相比特朗普时期进行了明显调整，主要表现在提升外援政策层级、加强资源保证、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重视多边渠道、加强议题设置等。拜登政府外援政策加强了意图与能力、目标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统筹了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议程，其内外影响初步显现。受制于美国外援“内顾”倾向加剧、国内矛盾激化、国际协调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拜登政府的外援政策难以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

目前，美国正在进行一场赌博——赌的是在自身承受力的临界点到来之前，中美科技实力差距发生质变。面对美国的攻击与赌博心态，中国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超越与重塑。一是美国越趋封闭，中国越应开放；美国越趋结党，中国越应普惠；美国越趋破坏，中国越应建设。二是为对外合作创造更好环境，加速提升他国技术、资金、人才流向中国。

随着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其更加注重“拉帮结伙”，对华施压的阵营性特征越发突出。事实上，自上台之初，拜登政府便力图在亚太地区构建“有力的且相互强化的联盟网络”，构建亚太地区“小多边”联盟机制，试图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谋取对华“实力地位”。这可能削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信任，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并对中国在产供应链和创新链中的影响力造成冲击。中国需要警惕并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国家利益。

即便克里访华推动了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磋商，但只要美方在台湾问题等中国核心利益上不走出打压遏制的“政策怪圈”，中美关系“大气候”就难以最终回暖。尽管一次或几次美国高官访华不能解决两国之间积久难消的问题，但访问总比不访问强。

总体上，鹰派当道已是美国的政治生态，对华理性派站出来，发出相对务实、冷静的声音，对部分政客的反华言行有一定平衡作用，但还难以代表美国对华政策实质的转变。鉴于目前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希望美国决策者能够尽快回归理性、务实，顺应时代潮流，看清世界大势，做出明智抉择。

目前，美国似乎依然试图以朝鲜半岛为抓手激化中韩、中日、日朝矛盾。美应慎行这种新冷战思维，在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的节点，更需牢记以下几点。第一，战后的国际秩序仍整体对美国有利。第二，如今中国的军事力量与70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第三，美国应从朝鲜战争中汲取惨痛教训。第四，华盛顿图谋的美日韩军事同盟关系不会得逞。

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临近，“拜登经济学”唤醒了人们对20世纪70年代滞胀历史的回忆。1980年由于经济形势严峻，民调显示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和民主党总统卡特的支持率出乎意料地接近。在最后一场辩论中，里根问美国选民，“比起四年前，你们生活变好了吗？”显而易见的否定答案促使犹豫不决的选民做出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