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8日，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美洲国家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终结，承诺“美国不再干涉其他美洲国家的事务”，收获现场不少拉美国家的掌声。不过，仅仅数年后，“门罗主义”就又被美国官方摆上台面。2019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扬言“门罗主义还存在，且生机勃勃”，特朗普更是在联大会议上声称要继续推行“门罗主义”。人们惊呼，“新门罗主义”已悄然降临美洲大陆。这一判断，在随后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拉美政策上得到验证。

尽管美国和拉美的学术界和战略界对“新门罗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也达成几点基本共识。从历史阶段看，“新门罗主义”发端于特朗普政府，强化于拜登政府，且仍在持续发展演进；从战略目标看，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重点强调排挤域外力量，强化美国对拉美的管控；从实施手法看，主要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手段，软硬兼施，拉右打左，分而治之。总之，“新门罗主义”是以“门罗主义”的干涉和控制理念为内核，经过特朗普政府翻新、拜登政府包装，动用全方位、全领域、“全政府”资源，遏制、排挤以中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在拉美的存在和影响力。

强化对拉美控制

2017年特朗普上台是“门罗主义”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彼时，拉美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不同程度弱化，各国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古巴、委内瑞拉等极左翼国家更是高举反美大旗。与此同时，拉美的非法移民、毒品贩运、枪支泛滥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加速外溢至美国，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关联度越来越高。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重拾“门罗主义”，以强化对拉美的控制。这一阶段的“门罗主义”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更直接的干涉行径。美国不断加码对古巴、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制裁，企图通过“以压促变”，颠覆左翼政权。特朗普政府激活《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累计出台240多项制裁措施，对古巴实施制裁，彻底逆转奥巴马时期启动的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委内瑞拉于2019年爆发政治危机后，美国采取经济制裁、军事威胁、外交孤立、扶持反对派等手段，不断挤压马杜罗政府的生存空间。二是更浓厚的利己色彩。在移民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将非法移民问题完全归咎于拉美国家，强推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并向拉美国家摊派修墙资金，同时将移民问题与贸易政策、关税壁垒、经济援助等捆绑挂钩，施压各国强化边境管控、阻滞非法移民流出。三是更明显的分化企图。特朗普政府在拉美推行“价值观外交”，以拉拢右翼、打压左翼；操纵利马集团和美洲国家组织，逼迫各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选边站，以此制造矛盾、挑动对立，进而削弱拉美国家内部的凝聚力。美国知名拉美问题学者威廉·莱奥格兰德在评价特朗普时期的拉美政策时指出，“美国仿佛回到了20世纪，如果不喜欢某个拉美国家政府，就让他尝尝舰炮或者被中情局推翻的滋味”，一针见血道出其“门罗主义”的本质。

相较特朗普简单粗暴地重拾“门罗主义”，拜登政府更注重对其改头换面，战略上更重视拉美，身段上更柔软，施政上更细腻。一方面，注重强化“价值观”的束缚。拜登政府上台后，以“美国归来”取代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通过“价值观外交”修复盟友体系，并转变非法移民问题的解决思路，强调“源头治理”，在民主、人权和反腐等方面向中美洲国家提出较高的标准和要求。与此同时，继续对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极左翼国家保持高压态势，拒绝邀请三国参加美国主办的第九届美洲峰会。另一方面，强化对拉美国家的经贸影响。拜登政府抓住拉美国家在抗击疫情、改善基建、吸引投资、扩大贸易等领域的强烈需求，陆续出台了“近岸外包”“重建更美好世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一批面向或囊括拉美国家的发展倡议，并推出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发展援助计划，寄希望通过私营部门增加投资、转移先进技术、回流产业链来强化美拉间利益融合，进而扭转各国“向东看”的发展取向。

矛头对准中国

纵观“新门罗主义”的产生和演进，其主线无疑是维护和巩固美国在拉美的霸权。不过，相较“门罗主义”，“新门罗主义”最大的变化在于矛头转向中国和俄罗斯。特别是随着中美博弈愈演愈烈，美国开始将反华战场延伸至拉美，企图削弱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和影响力。

“排华遏华”是“新门罗主义”最鲜明的特征之一。21世纪初以来，中国与拉美地区关系全方位快速发展，成为拉美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一变化，加上一批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和复交，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始终视中国为美国维持在拉美霸权的重大“威胁”。拜登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排华遏华”的思路，进一步明确“中国是美国在拉美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影响力是美国在拉美的最大挑战”，对中国发起攻势。2023年中以来，美国持续炒作所谓“古巴间谍设施”事件，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理查德森污蔑“中国已经进入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20码红区”，美国2024年大选热门候选人德桑蒂斯提出美国亟需“21世纪版的门罗主义”。上述言论无一不表明中国已成为“新门罗主义”的头号针对目标。

从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对拉美的政策实践看，“新门罗主义”在手段运用上既有沿袭，也有变化。舆论宣传攻击和意识形态抹黑仍然是美国惯用的伎俩。特朗普任内，美国政府高层每访问拉美必兜售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论”，给中国和俄罗斯扣上“新帝国主义列强”的帽子，警告拉美国家“不要和中国走得太近”，强迫拉美国家选边站。拜登政府则污蔑中俄是“不怀好意的外来者”，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强行将中俄捆绑打入所谓“威权阵营”，妄图用“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削弱中拉之间的政治互信。

设置规则和标准障碍则是美国破坏中拉务实合作的重要手法。美国将贸易、投资、援助等传统政策工具与“美式标准”相挂钩，要求拉美国家在环保、融资、劳工等领域接受美国的标准，甚至制定指向性极强的特定规则，给中拉务实合作设置制度障碍。这一“规制”手法在美国向《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塞入的“毒丸条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此外，“以台制华”也日益成为美国遏华的重要一招。拉美尤其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度是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最集聚板块。近年来，美国开始直接出面帮台湾当局“固邦护盘”，不仅阻挠台湾“邦交国”与大陆发展关系，甚至与台湾当局相勾结，企图在拉美地区撬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新门罗主义”不得人心

拨开“新门罗主义”的新衣，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赤裸裸的“硬干涉”，还是拜登政府假惺惺的“软束缚”，都难掩美国对拉美政策干涉、排外、利己的底色，也因此注定得不到拉美国家的拥护和支持，反而将反噬美国自身在拉美的形象和影响力。

事实上，伴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板块的拉美，早已不是美国的“后院”，更非拜登所谓的“前院”。美拉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拉美国家日益要求获得美国的平等相待。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新一轮“粉红浪潮”席卷拉美，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敢于对美国说“不”，对美国诋毁中拉关系的论调嗤之以鼻，独立自主、联合自强进一步上升为地区性共识。

存在的或许是有原因的，但不一定是合理的。尽管“门罗主义”已存在200年之久，但无论美国政府如何为其穿衣戴帽、粉饰包装，都摆脱不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宿命。

（作者严谨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南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汪子涵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