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政策

在他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中，基辛格以19世纪维也纳会议前后的欧洲历史为对象，细致分析了均势体系，并将其归功于卡斯尔雷勋爵、梅特涅亲王这两位外交家。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之间出现核僵局，中国、日本、西欧逐渐崛起，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美国的绝对优势明显削弱，杜勒斯的“遏制政策”与肯尼迪的“和平战略”都不再适应局势。基辛格提炼出均势外交思想，希望将其运用于20世纪的世界。

基辛格认为“如果在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支持之下，均衡将会发挥最大作用，均势阻止推翻国际秩序的能力，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协议将阻止推翻国际秩序的欲望”。因此，大国之间达成共识，均希望维持现存国际秩序，并一致认为外交手段优于军事手段，是均势发挥最大作用的前提。在基辛格看来，外交成功的关键是行动自由，即“比任何潜在的对手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20世纪50至60年代，基辛格的均势政策主要体现在对苏关系的处理上。他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破坏均势”，主张对苏采取“有限战争”战略，与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保持双方核均衡，并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行动。

20世纪60至70年代，基辛格提出，军事两极性与政治多极形成了“多极均衡”的局面，国家之间相互掣肘，任何一国都不能凌驾于他国之上。但多极化的发展为美国创造了在均势基础上发展“和平结构”的可能。这种“和平结构”的关键是：维持和扩大对苏缓和，将战略均势与地缘政治联系起来；改善对华关系，将美中苏三角关系的重心转移到以美中接近制衡苏联的方面；建立与大西洋联盟国家及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调整和处理好以北约为主体的“欧洲均势”，以及以加强美日关系和调整对华关系为主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均势”。这种调整重点是让盟国更多承担合作义务，“连环套”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均势政策的应用实例。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终结，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基辛格将均势政策的重点置于欧亚大陆，主张由美国充当维护均势平衡的国家，确立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加强与大西洋两岸的联系。

有限核战争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世界进入核时代，美苏成为主要核大国。核时代的到来使各国力量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核武器数量与力量的提升反倒使得核威慑的作用大大减少，“由于现代武器的威力，一个依赖全面战争作为主要威慑手段的国家，就会在心理方面替自己造成一种可怕的障碍”，目标与后果的不相称性使全面战争似乎失去了现实意义，当威胁已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时，再想抵抗可能为时已晚。美苏都不得不做好核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以防一国首先挑起战争而无力应接，但是为维持如此庞大的核军事力量带来的财政耗费也成为两国的负累。

二战后，美国长期奉行遏制政策，希望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特别是局部性的武装干涉和持续的政治冷战来遏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核武器与遏制政策的结合使得世界走向非全面战争即全面和平的极端，任何一场局部冲突都可能因美国的参与和核武器的投入而演化为世界大战，因此一旦美国的盟国遭受“侵略”，美国只有按兵不动接受现状和发动全面战争这两个均不可行的选择。

1957年，基辛格以有限核战争为核心思想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希望美国能够采取更为灵活的中间路线，即提升在有限规模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能力。基辛格曾写道：“对美国来说，储备核力量与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同样糟糕……如果我们不希望将自己置于核武器的僵局，最好还是发展其他方案。”基辛格把有限战争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二等国家”之间的战争，“二等国家”即区域影响力较大但国际影响力较低的大国；第二类是西方大国或者苏联集团和实力显然小得多的国家之间，在不受到外力干涉情况下进行的战争；第三类是开始于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之间的有可能扩大的战争；第四类为直接发生在大国之间的有限战争。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核僵局带来的问题，基辛格认为必须考虑“怎样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协调一致，怎样使我们的力量促进政策，而不是使我们的政策陷于瘫痪”。

有限战争本质上是一种军事目标、政治目标与外交目标相交织的行为。“纯军事”手段必然会引发全面战争。有限战争必然与核威慑结合在一起，当两个大国爆发冲突且均有升级冲突的能力时，核武器对局部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威慑作用是双方默认有限战争的前提，也正因此，美苏对峙的表现形式仅限于军备竞赛和区域冲突（“代理人战争”）而非全面战争。基辛格认为，有限战争要求美国必须认识并接受自己在核时代已不能把意愿强加于他国头上、曾经的绝对优势转换为相对优势的现实。

可以看出，有限战争的指导方针是：1、政治为主，政治控制军事工具；2、有限的目标；3、节约兵力，军事手段必须与有限目标相适应；4、自愿进行自我约束的冲突规则；5、根据多种作战能力作出灵活反应，并有决心避免战争升级。细分“自愿进行自我约束的冲突规则”，又包括：交战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以及制定明确或暗示的冲突规则；避免大国直接交战；不使用核武器，或仅使用战术或战区核武器；冲突的地理界限；迫切追求战争的合法性；有限的动员和有节制的心理战工具；打打谈谈的战略；吸收第三方作为调解者和监督者，并有国际组织参与。

基辛格的有限核战争思想在与苏联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质上是冷战与热核背景下均势政策的结晶。

新地缘政治学

基辛格反对美国从道义出发制定外交政策的传统作法，提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制定外交政策，既强调重视亚欧边缘地带国家的重要性，又主张对苏联不可掉以轻心，推动美国以调控者身份维持地缘政治均势。

对于欧洲和跨大西洋联盟，基辛格认为：“自二战以来，美国最富有创造性的外交政策就是发展了大西洋关系。”西欧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因此建立了大西洋联盟，联盟又反向加强了西欧对美国的依赖性，强化了美国在西欧的主导地位。欧洲与美国关系密切，一旦欧洲国家分裂解体，不仅西方的国家体制与自由信仰将受到怀疑，也会大大削弱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因此，尽管基辛格认为欧洲与大西洋联盟是“美国的负担”，但他也主张美国与它们维持良好关系，致力于维护欧洲和平与安全，并通过在欧洲驻扎美军对苏联进行威慑，最大化美国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利益。

亚洲对美国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亚洲各国利益纠纷复杂，区域争端较多。基辛格说，“对于美国，上策是维持与亚洲所有国家的合作关系，避免采取假定一个亚洲大国敌视美国的政策，除非有明显迹象。这样美国就可以关键时刻提供决定性的支持……当亚洲均势或美国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决不妥协。”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美日关系最为重要，日本在与美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同时，也充当着美国与亚洲开展对话的重要中介。基辛格倡导美国尽快与中国对话，改善对华关系，认为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在维持亚洲均势中不可或缺。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应在亚洲各国之间积极斡旋，同各国交好，防止任何一个仇美敌美国家称霸亚洲。

基辛格的新地缘政治学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与均势政策理论相辅相成，是其外交哲学的重要支柱。

（作者陈征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讲师，韩苗雨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助理，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