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工业过去一直因时而变，使美国保持了军事优势。但现在，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压力之下，美国国防工业结构的严重缺陷显露无遗。如果美国无法适应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国防工业的优势将很快丧失。如果五角大楼使商业公司和外国公司有机会进入国防工业，将带来更多有益的竞争。激烈的竞争将确保五角大楼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技术，也使美国能在削减预算的背景下展示其市场开放性。自二战以来，美国凭借技术优势保护了国家安全。为了维持这种优势，美国必须适应，最终也必须拥抱那些决定其前途的趋势。

在中美关系超越双边和地区维度、逐步走向全球的大背景下，必须正视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如果说长期以来中美两国竞争和合作的主要区域集中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那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则为双方的互动开辟了新的空间。中美在新的陆海战略空间上如何管理双边竞合关系，将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前景的重要因素之一。现阶段看来，美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对前景的看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由于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尚在起步，合作构想及政策措施尚未完全成形，美方政策界、学术界的反应也处于初步阶段，客观上也为中方提供了向美方增信释疑、增强双方良性互动的机会。

美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无所事事以及迟缓，结果不仅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与民主制度的危机，而且也影响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更糟的是美国认为中国靠不正当手段与美国竞争，所以要遏制中国，并试图通过TTP和TTIP，重建世界贸易新秩序，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排除在外，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所为无非是想闭关自守，结果可能是自我边缘化。

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从美方的言行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其一，中国和美国之间能否真正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取决于政治意愿。其二，中美彼此之间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差异依然很大。其三，中美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解释，仿佛像两岸对待“九二共识”，“各自表述”。

美朝关系正常化需要美朝之间进行一揽子交易，双方同时采取结束战争状态、关系正常化和完全弃核的措施，中国在其中起着有效的监督者、保证人角色，同时建立一个处理半岛安全问题的机制。不能再采取以前那种切香肠、一步一步推进的解决模式。一个总在中国周边挑事的朝鲜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一个与美关系正常化的朝鲜会更加意识到中国在地缘上的战略价值。

奥巴马政府、特别是其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日本的相关战略需求持续走强，在安全领域“纵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但美国的这一政策也包含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衍生出多重复杂的地区战略影响。从美日双边关系看，美国安全“纵日”与对日政策整体缺乏整合性。从中美日战略三角看，强化美日同盟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结构性、“成长型”矛盾。从美国地区战略看，对日政策与其战略的其他部分相互排斥，与追求战略整体效果方向相悖。

布瓦齐齐之死掀起了抗议的浪潮，随后突尼斯旧政府被推翻，现在突尼斯的改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成功。埃里克·加纳之死也引发了抗议，不仅仅是在纽约，还有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及其他地方。希望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能够掀起美国的警察改革之风，同时也重新考虑那些致使许多美国人从法律上讲成为罪犯以及加剧了警察与平民之间紧张局势的高税制、禁令和保姆国家的各项规定。

俄罗斯出口业务严重依赖美欧的金融体系，90%的结算以欧元或美元计价。如欧美制裁导致上述两种货币交易受到限制，不仅俄对欧美出口，甚至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出口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封闭俄罗斯的美元支付通道，也就意味着俄罗斯进口生活必需品和出口经济命脉的石油、资源等物资将变得异常困难。如制裁持续时间延长，生活所用轻工业用品由于无法进口而短缺，有可能导致国内大幅通货膨胀，也有可能引起俄罗斯民众对普京执政的不满，削弱其统治的群众基础。这或许是美国采用金融制裁对付俄罗斯的最终目的。

在可预见的将来，两党争拗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美国政治正在走向零和博弈。共和党会长期维持对众议院的控制。而宪法规定，所有与岁入有关的法案，都由众议院首议，参议院无权提出此类法案。这意味着共和党将会长期掌握财政问题的主动权，削减政府救济性的福利开支也会成为美国财政政策的主旋律，但仍会维持传统的福利项目，以及增加国土安全、控制犯罪等方面的政府开支，这与民主党主张相反。美国政坛能否形成一个与“老龄白人势力（简称老人）”相抗衡的牢固政治联盟，保证社会的输血和造血，而不是让“老人”主导政府开支的话语权。只有超越“老人”的视界，美国政治才有可能走出零和博弈的陷阱。

今后两年，中美的结构性矛盾还会深化，同时合作的领域也会增加。因此，我认为双方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是无论有无互信都要进行合作，通过合作增强互信，而不是通过增强互信发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