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国内在外交政策上的共识一直支撑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激进主义行动。目前，这一共识正面临重压。尽管公众表面上普遍赞同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新发生的“黄昏之战”引起的持续冲突进行干预，但美国外交政策共识的裂痕正日益扩大，已无法掩盖。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好几十年的共识受到了威胁。我们正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有关美国在世界上应如何做的最紧迫辩论，正在两大成熟的政党各自内部——而不是他们之间——激烈上演。

在投入和经历了越战后，民主党内发生了深刻分化，其中一个派系一直对美国施展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感到怀疑。这一裂痕使政策制定变得复杂，但一批立场坚定的共和党人，帮助维持了对于“使命与接触”重要性的战后共识。现在，在共和党内部的当权派和反对派之间，一条类似的裂痕也在扩大，这将给美国在海外的身份带来巨大影响。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支持庞大的防务开支，支持与国际合作伙伴之间建立强大安保联系，支持维护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这种支持建立在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民主党人和大多数共和党人之间非同寻常的长久结盟之上。这一难得的两党结盟，对于全球繁荣和美国在海外的强烈使命感起到了很大作用。无论在党内政策制定过程中，还是在华盛顿的权力走廊，20世纪较早期共和党人思维中的孤立主义色彩几乎已不见踪影。

至少，直到不久之前还是这样。现在，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共和党的国际主义共识崩塌了，这些因素包括共和党的厌战情绪、对当前军方总司令的极度不信任、担心财政放纵、相比更重视国内问题，以及担忧对外政策纠葛。现在出现了能量不小的一小派人，他们把茶党(TeaParty)之愤怒、自由派之冷漠和财政鹰派之谨慎这数股有害力量拧成一股强大力量，对美国外交接触政策的传统思维提出了质疑。人们在极右势力和极左势力那里都能听到对军费开支与军事承诺的批评之声。

当发生划时代的变化时，人们有时很难充分认识到。但有关美国应在海外扮演何种角色的辩论，恰恰表明这样的变化正在发生。公众态度的这种根本改变，已影响了美国据以应对一系列眼前挑战的环境。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美国面临着多种多样的挑战。但也有人呼吁降低防务开支，以及在更宏观层面，质疑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行政权力。

这一代以及未来诸代美国领导人的挑战，远不止于设计出应对具体环境的战术。它还要求清楚地表述一种有关国际接触政策的说服力强、全面的愿景，把美国对外政策激进主义与国内福祉更直接地联系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美国的使命和美国的繁荣之间建立更清晰的联系。

美国将对中东和南亚地区负有持久的责任，没有什么比逃避这些重要承诺更有害。然而，战略家和战略执行者必须在密密麻麻的外交政策议程中抽出时间，拟定一种能把美国活力与创新跟全球潮流联系起来的愿景。

尽管整个中东出现混乱局面，要求华盛顿方面近乎连续不断地介入，但美国仍必须找到焦点，继续“重返亚洲”（在外交议程极其紧张的时期，或许只能在议程单的空白边上添上这一点）。这不但会为美国提供弥合国内政治分歧的最佳机遇，而且能对21世纪的现实做出回应——21世纪的现实是，创新几乎从不停歇、对进步的追求永无止尽，而这些都与亚太时代的日益崛起直接相关。

（作者是亚洲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新美国安全中心董事，2009年至2013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