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快速经济崛起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并被认为会改变世界原有的权力格局平衡。国际舆论出现某种焦虑和不安，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一些国外言论还夸大中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为新版“中国崩溃论”造势。

6月20日，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米·莱盖特（Amy Zegart）在保守主义双月刊《美国利益》杂志网站刊文指出，强大而不断崛起的中国可能令美国担忧，虚弱而不稳定的中国同样会令美国不安。但最让美国感到忧虑的是，不知道中国会走上哪条道路。

中国崛起引发焦虑的三个方面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受瞩目的故事，其关注度超过“9·11”、“阿拉伯之春”、拉登之死和英国皇室婚礼。中国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在美国得到广泛赞誉，但此后的中国崛起却引发美国一片惊慌。

美国惊慌的部分原因在于中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政治和文化传统上差异巨大。对美国来说，获得并保证个人自由是不变的国家传统；对中国而言，建立并维持集体稳定是永恒的目标。在美国，“长期”通常不超过一年；在中国，长期一般意味着几十年甚至更久。许多美国年轻人很难记起“冷战”，中国的同龄人却不会忘记1842年以来西方带来的屈辱。中美之间是由两国的现实主义者在冷战时期为平衡苏联势力建立起来的务实关系，而非基于共同利益、民主信念、资本主义制度或普世价值而建立起的关系。

对美国警惕中国崛起的另一种解释与某种不确定性有关，即不知道中国会成为一个更强大还是一个更脆弱的国家。中国崛起使外部世界产生焦虑感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其中两个与中国有关，一个与美国有关。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极大地加速了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国经济奇迹的故事广为人知：短短25年间，五亿中国人脱贫，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展案例。1982年，中国人均GDP仅为200美元，2012年达到6000美元。除此之外，人们不太了解中国会将多少新获得的财富投入到军事能力建设之中。

据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的文章预测，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长期的战略性军事现代化进程，重点是更新现代武器系统、提高信息技术、发展更先进的海军、加强训练和纪律。这种军事发展还包括提高网络能力和被称为“航母杀手”的反舰导弹。通常来说，军事能力急剧增长，政治抱负也不会落得太远。从历史上看，崛起大国常寻求更大的控制权和投放能力，因而很难期待中国会做出不同选择。中国可能会支持和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法律、规制、组织安排和规范，避免、忽视和颠覆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规则。

在互联网治理和领土争端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苗头。中国不断反对美国支持的“全球公域”互联网治理模式，提倡国家主权高于公民之间的信息流动权利。中国对互联网治理的观点得到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在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计划之后。

美国感到忧虑的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相关，即中国与美国如何界定“现状”（status quo）。正如卡尔·艾肯巴里（Karl Eikenberry）所说，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特征是以中国为主导国。的确，在过去2000年中的1800年期间，中国一直是该地区的大国。与之相反，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只有短短60年。华盛顿所说的现状在北京看来是一种历史反常现象。然而，破坏稳定（de-stabilizing）与重建稳定（re-stabilizing）的差异在于旁观者怎么看。

第三个原因与美国及自身的衰落感有关。中国正朝顶峰发展，美国却滑向谷底，债务规模史无前例，党派争斗陷入僵持。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很可能在明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是，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件事已经在三年前发生了。在2013年的民调中，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领导地位不如十年前。这种观点不是指中国在崛起，而是说中国正在逐步赶上，且很快会把美国甩在后面。

一个脆弱的中国同样令人担忧

如果以美国利益为外部衡量标准，中国崛起似乎不是那么和平。中国正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军事现代化，发展网络战、窃取信息和间谍的能力，以获得不对称性优势和拒止美国主导亚太地区的海军能力。同时，中国坚持九段线领土主张，要求按照主权国家领土而非“全球公域”的模式进行网络治理，这些都不是次要的政策问题。加剧南海与东海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误解、误判和军事冲突，也会使美国很快卷入其中。挑战美国对互联网治理的领导权最终会威胁到全球经济秩序的动力源。简言之，一个强大的中国看来有些令人忧虑。

然而，一个脆弱的中国同样令人担忧。中国在互联网安全方面投入的资金超过国防投入。许多人认为，中国的领导层面临一个严重的两难困境：如果增长放缓，合法性支柱可能坍塌。另一方面，如果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需要面对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如老龄化问题、不平等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和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问题。如今，约五亿中国网民在网络上就一些话题进行讨论，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这对美国外交而言意味着什么？应该是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美国决策者应该预测到中国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国内问题对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可能超过优势方面的正面影响，与国外的接触也可能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普京最近在乌克兰事件上的举动表明，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相结合可能产生危险。如果中国崛起失去章法，那么东海与南海的领土主权争端很可能会恶化。

其次，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一个民主化的中国会变得更稳定或追求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事实上，“阿拉伯之春”和缅甸对外开放表明，民主转向并非那么顺利、迅速和不可逆转。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境况也可见民主政权常常会采取与美国利益渐行渐远的政策。

再次，美国的亚太战略需要更关注进取性外交与经济政策，而非象征意义更大的军事“转向”。与其将少量海军先遣队派驻澳大利亚，还不如加快落实“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此外，美国应该执行一些更坚定而持久的政策，关注现有盟友，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以便在消除其顾虑的同时对其加以限制。此外，美国应与印度发展更高层次的战略关系，构建多边地区机制，为地区小国提供发出更强集体声音的平台，向其表达美国仍会承担地区领导国责任的意愿。

面对后“9·11”时代的不对称性威胁，军事绝对优势不像以前那样重要。鉴于目前的预算情况，军费开支也大不如前。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依然十分重要，但外交和贸易可能是维持美国领导权和保持地区稳定的效果更好且代价更低的手段。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费力做这些事情？”答案在于亚太地区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地，包括对日本和韩国的长期防御义务，保护航海与航空路线安全，因为全球50%的大型油船和超过一半的航空货运经由此地。

在范围更广的印太地区（Indo-Asia-Pacificregion）汇集了全球九大有核国家中的四个。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接近以核武器进行彼此攻击的状态，巴基斯坦因国内强大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集团而陷入分裂，朝鲜则由一个性情未定的年轻人统治并执意发展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技术。美国一直在亚洲，尽管老罗斯福（Teddy Roosevelt）政府已经宣称要重视亚洲，但亚洲从未成为美国的首选，欧洲依然是美国的头号盟友。但由于政治、经济、地理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制约，针对欧洲和制度的战略定位正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无论中国继续崛起还是走向衰落，亚洲都将是21世纪美国利益最重要的战略区域。

(艾米·莱盖特为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