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外交原则是“不做蠢事”。避免愚蠢决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错误行为的反面并不总是正确的，此外坚守这条原则也并不总是正确的。奥巴马因反对在伊拉克的“愚蠢战争”而上台，“愚蠢战争”的反面是英明外交，这意味着要授权给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然而，奥巴马却对老练外交家视而不见，偏好自己圈子里资历较浅的人士，贫于应对难题。“不干蠢事”，意味着奥巴马应该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任用最出色的人，并给予他们所需的一切支持。

美国要维护全球主导地位，必须控制欧亚大陆，其关键是绝不能允许在欧亚大陆出现主导型大国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最好的办法是采取离岸平衡，分而治之。但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在欧亚大陆上动荡与危机并起，在欧洲是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走向对抗，在中东是伊拉克动荡又起，在亚太美日与中国双方离对抗只有一步之遥。那么，试问美国能够同时在三个地方打赢三场战争吗？显然不能，所以，美国不仅在给世界制造麻烦，实际上也在给自己找麻烦。

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华盛顿对华“遏制加接触”政策将变得越来越难，他终究是短暂的规避对策而非连贯一致的政策，这种政策时日不多了。美国将不得不采取一种更为明确一致的政策。这就要求它在采取明显的遏制政策，接受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卓越地位，美国不干涉该地区均势发展中作出选择，每个选项都有利弊。

近来，美国强推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遭遇变故波折，究其原因，在于该战略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乃至重大隐患，美国对此需冷静反思，权衡利弊，改弦更张，以免栽更大的跟头。

众多驻外大使的审批卡在参议院一案进一步表明，这些年来，从总统到各级官员，再到普通选民，都已经看到两党在国会的无休止、不妥协的恶斗妨碍美国政治、经济的正常发展，严重削弱国家有效施政和治理的能力，损害选民的福祉，但是，无论政治人物如何争吵，专家学者如何理性研讨，至今都找不到有效治病的良方。

造成美国两党恶斗不止的根本原因是，自从金融危机爆发后日趋严重的美国政治“两极化”现象。最“左”的共和党人与最“右”的民主党人赛着比谁更极端，“妥协”已成为两党的”禁忌“。政见和理念的极端化导致“否决政治”突出，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斗争而斗争”，府院工作效率效能和政治责任感大幅度下降。美国要改变当前政治僵持的局面，需要重构各权力部门之间的平衡，这显然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美国两党恶斗已走进死胡同。

从罗斯福到老布什，历任美国总统都竭尽全力与克里姆林宫重新取得联系，即便是在发生了比现在的乌克兰危机严重得多的事态之后。若想避免悲剧的发生，除了对话别无他途。但现在的美国精英呼吁对抗、孤立俄罗斯，这个中缘由又如何解释？况且普京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地缘政治强国再正常不过的例行公事。美国政客们这些盛怒的举动，是一种出于效仿丘吉尔的疯狂愿望，感觉到自己是大英雄，就像在那场很早以前就已结束的冷战中一样？

“美国衰落论”是美国的一种忧患意识，也是美国能一直盛行“衰落论”的根源。苏联发射卫星让美国倍感焦虑，越南战争的泥潭让美国国内陷入分裂，但美国的宪法体制带来的弹性空间让美国以退为进。对美国人而言，每一波衰落论都是一次社会动员，就像里根所说的那样，“我们首先必须找到那些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富裕、最进步的国家的因素，判断美国到底出现了什么差错，然后使美国重新踏上正轨”。

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是两国之间的误解和误判造成的，对此要更加重视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只要中美两国能够朝着共同的目标合作，就能更好地控制问题。中美目前没建立完善的高层沟通渠道，两国需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经济上，中美两国都在进行经济转型，且转型具有互补性。随着两国经济的转型，美中两国产生的交叉投资，就变得相对更重要。在安全上，美国不应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中国也不应加大与美国的对抗。如果能达到这一要求，对两国都有好处。

针对日本近期一系列动作，美国对日政策底线不明：首先，传统上美国外交的“底线”连美国政客自己都不清楚。再者，美国政客在亚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也使得其底线并不明确。总而言之，只要日本右翼的行动不挑战美国对日本的指挥地位，美国还是乐于看到日本“有所作为”的。但美国在日本问题的战略失分、美日韩联盟的松散化不一定意味着中国能够“和平上位”，也可能带来一个群雄并起的动乱期。对于地区愈发可能发生的潜在冲突，中国也需要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