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巴马六年来的外交实践及其指导思想和理念来看，美国实现了一种外交转型，进入了一个美国特色的“韬光养晦”阶段。奥巴马主义的精髓在于“克制”和“收缩”，以及动员联盟国家和伙伴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分担风险与责任，尽量避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这意味着未来不能同中国等新兴大国对抗。奥巴马政府在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的同时，又努力加强同中国军方的接触与合作，希望通过完善危机管控机制，尽可能降低同中国发生战争或战略碰撞的危险。奥巴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延续，主要取决于世界大势，也取决于突发事件和美国以外的行为体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外部世界和美国本身共同决定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可塑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对美政策可谓举足轻重。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应必须在现实主义和融合之间找到平衡。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来管理与崛起中大国的关系，中国则比当年的德国有更多的动力来约束自己。这提供了一个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如果美国继续避免采取遏制战略、中国也接受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合法地位的话。美国和中国是否会设法发展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人为错误和误判总是可能发生的。但只要作出正确选择，冲突就不是无法避免的。

战略层面上，美国对华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体两面”。所谓“两面”一是指加强务实合作与管控分歧，这是美国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两大抓手。2014年7月8日，奥巴马就中美举行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们致力于推进与中国逐步发展以加强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处理分歧为特征的‘新型模式’关系的共同目标。”二是指保持战略接触，同时增加防范力度，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大特征，即“两面下注”。所谓“一体”指的是维护美国在美中关系中的主动性，继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保障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受挑战，这是美国对华战略始终如一的根本目的。

尽管经济处罚可以有效惩罚打击对象，但它们对于改变行为作用有限。此外，对于总部设在美国盟国的西方企业，制裁带来了极其痛苦的后果。而且中国也完全乐意与那些寻求保护自己不受美国惩罚行动影响的合作伙伴扩大经贸往来。最后，美国如果把太多人挡在门外，就会给竞争对手带来动力，鼓励他们创建一个替代美元的金融体系。华盛顿方面有很好的理由在使用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同时，也运用金融“肌肉”。但金融武器的效力是存在明确局限的，而且使用这种武器的成本只会增加。

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是“强大的、可持续的”和“必不可少的”，但美国要避免过度介入全球事务，以战略耐心对抗挑战。军力的使用不是唯一手段，应更看重包括外交在内的综合资源的效果。要确保共享空间安全使用，美国一个方面要有确保该空间安全使用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促进有关负责任行为的规则的制定。亚太是奥巴马政府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美国将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

普京没有因制裁而怯步，即便乌克兰战争的成本增加，他也不大可能做出有意义的让步。在乌克兰身上增加筹码会提升其它不必要的风险。目前看来，普京动用核威慑手段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武装乌克兰为的就是迫使俄罗斯为干预行动付出更大的代价，普京则未必不会动用核武器。为了挽救乌克兰，并恢复与莫斯科的正常关系，西方应努力把乌克兰建成为俄国与北约之间的中立缓冲国。美国及其盟友都应和普京通力合作，拯救乌克兰经济，这才是符合各方利益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俄国能协助乌克兰结束其东部地区的战争，使其重归基辅政府的控制。不过，像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样的州区应当拥有高度自治，且要优先保护使用俄语的权利。

国际上反恐与国内经济振兴将是奥巴马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工作重点，在国内，奥巴马在新年顺应民意在新年提出了推动21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经济发展的理念，向富人增税，同时也没有忘记普通民众关心的“小事”，美国中低收入的民众更关注他们的总统如何处理普通人的“小事”。很大程度上，奥巴马支持率的上升与他在这些“小事”上的作为密切相关。因此绝不应低估他的治国之术，如果在任期的最后两年，他能够继续在“治大国”与“烹小鲜”间相得益彰，奥巴马可望进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行列。

2015年，美国在共和、民主两党分别执掌国会和行政大权的情况下，将陷入执政僵局，执政僵局最可能的牺牲品是气变公约。对于美国政治中的这段特殊时期并无好的对策，一般情况下是采取拖的办法，巩固和推动执行已达成的双边协议，暂不推动新的双边谈判，静观其变，以待最佳时机而后动。中美关系在新的一年里仍会受到来自美国国会的干扰和掣肘，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