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1世纪开始,美国遭遇日益严峻的“中年危机”,这体现在国内分裂、价值观迷茫、制造业流失、国际领导力丧失四个方面。对此,美国采取四大行动进行疗治:战略转移与战略收缩,重新塑造外来威胁,采取切实行动实现制造业复兴,采取有选择的经济全球化。当前,美国新阶段自我疗治急需具有引领能力的大政治家,而今天的美国有没有能力通过它既有的选举制度诞生这样一个拯救美国霸权的大师?目前看来很悲观。从美国选举来看,好像美国还没做好充分准备,在危机时刻产生一位能领导美国前进的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来完成霸权的自我疗治。 |
今天我们将对美国霸权正在遭遇的危机,以及它现在正在进行的某些变革做一些探讨。今天的主题是霸权的“中年”,这或多或少有一些关于“人到中年”的隐喻。其实人的中年是个特殊的阶段,在座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此可能感知不深。人到中年有个特殊的境况:一方面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物质上都获得了一些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他又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要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在年轻阶段你可以说只是为个人而努力,然而等到中年时你不但要捍卫你的家庭,甚至要努力地捍卫你所在的机构和单位,也就是说你是公共物品的重要提供者。当你提供过多的公共物品时就会感觉非常累。同时,人到中年时你又能感觉到年轻的挑战者开始不断地涌现出来,会产生某种危机感。我选择用“中年”这个词来描述美国霸权,因为今天的美国就面临着这种困境。 很显然,美国的霸权远远没有终结,甚至还没有到明显衰落的阶段,我们可以认为现在的美国遇到了某些或大或小的危机。但美国毕竟当了100多年的世界老大,它有着丰富的克服危机的经验和韧性,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精英正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各种变革,来应对美国霸权所面临的各种“中年危机”。但美国能不能克服目前国内的诸多困境,超越它的“中年危机”,最后达到新的巅峰?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1、关于美国霸权的“迷失” 对于美国霸权,我们有很多的“迷失”。比如,我们在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框架之下讨论美国时,实际上是有一些争议的。美国到底是不是属于区域国别学这样一个新兴一级学科当中的研究对象?很多学者不太愿意把美国研究纳入在区域国别学研究框架之下。原因有两点:第一,美国太大了,而且美国研究太耀眼了,一旦美国研究进入这个学科,就会像一个大象踏进草坪,必然会占据其中绝大多数的学术资源。研究中小国的学者本来希望通过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来帮助提升中小国研究的地位,但美国研究的进入可能会进一步蚕食中小国的研究空间。第二,美国研究就等同于全球研究,因为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区域,也不是一般性的国家,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国,而这个霸权国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什么是霸权国?霸权国就是对全世界具有支配力和领导力的国家。我们研究任何国家和区域时都离不开美国研究,无论是研究拉丁美洲或非洲,还是研究阿联酋或澳大利亚,都必须把美国研究作为基础性的知识,因为美国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能够到达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这是包括现在的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所难以达到的。所以,美国是个独特的国家,这个独特性我们冠之以美国霸权。 美国霸权如此之重要,但是很显然,我们的美国研究又不能够令人满意。原因之一是大量的美国研究被当下一些时事热点所俘获了,对眼前新近发生的时事的关注耗费了我们大量的学术资源,比如最近的热点——哈里斯和特朗普的辩论。美国会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事物来吸引人的眼球,所以我在做美国研究时有个巨大的困惑,就是我们学者容易被当下各种眼花缭乱的事件和层出不穷的信息所遮蔽,以至于我们难以抽象出关于美国发展轨迹的一般性或重大规律性的东西。当我们过多地被细节和资讯所吸引,就很容易失去对整个事物全貌的关注。 所以我们需要放宽一些历史的视界,把我们观察事物对象的时段适当拉长一点,打开研究的广角镜。我们总是用“望远镜”把遥远地方的事物拉到我们眼前,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其实对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今天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我们更需要用“广角镜”看到事物更加广阔的全貌。今天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勾勒出一个关于美国霸权成长的基本线索,然后在这个线索当中发现今天美国所遭遇到的一系列挑战是不是历史上新鲜的事情,今天中美的“新冷战”和过去的美苏冷战有什么样的相似性,又有什么不同。这样可能有利于我们超越于眼前各种庞杂的信息,来找到那些根本性的要素。 2、美国霸权的崛起之路 美国如何从一个差点成为农业国的普通国家成长为一个20世纪的霸权国家? 为什么说美国当年差点成为一个农业国家?这一问题这源自于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辩论。我们知道,要理解美国,要理解美国的思想史,理解美国精神的根源,必须回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汉密尔顿是重商主义者,支持用国家的力量来发展工商业,想让美国成为像英国一样的工业化国家。而当时的大奴隶主国务卿杰斐逊(后来当了美国两届总统)认为,美国要成为农业国家,因为只有农业才能缔造出民主制度国家,而发展工商业要强化国家干预的力量,因此支持发展工商业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美国联邦政府成为一个新的“利维坦”。在美国建国初期,大部分人是不喜欢汉密尔顿的,认为汉密尔顿是有着皇权思想的人,而杰斐逊则代表着大奴隶主朴素的民主思想。经过他们之间激烈的辩论,最后美国在经济领域还是走上了汉密尔顿的道路。 这之后,美国用100年的时间干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对于后来美国支配世界极其重要。第一,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奠定了美国的地域版图。虽然我们说现代经济当中领土面积日益不太重要,但真正能够称霸世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必须要有广袤的土地。比如,俄罗斯领土的纵深成为其重要的权力资源,像美国和欧洲的航空公司就因为不能够借用俄罗斯的领空,所以航空燃油的成本急剧攀升。“西进运动”奠定了美国的地域版图,如果没有“西进运动”,北美洲就是分裂的状态,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霸权。第二,南北战争——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场战争——整合了美国的经济疆土。美国在1789年建国之后就处于“一国两制”的状态,北边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制度,南边的是种植园主的经济制度。最后南北双方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制度的整合。最后,两次工业革命搭建了美国的实力骨架。 这一个世纪美国的外交战略被称为“孤立主义”。其实“孤立主义”的翻译是有问题的,它给人的印象是“我被世界其他国家所孤立”。事实上,美国不是被世界其他国家所孤立,而是它主动选择和世界其他地方隔离,所以应该翻译成“隔离主义”,这里面的主客关系是不一样的。 经过一个世纪的埋头发展,美国夯实了国内实力的基础。一个国家在其成长阶段需要有强大的战略定力,不过多地介入国际体系中的纷争,这很重要。美国至少用了100年的时间来“韬光养晦”。如果美国过早地按捺不住,没有战略定力,过早地卷入了欧洲的争霸战争,那可能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了。 在经过一个世纪的埋头发展之后,美国开始不断地介入国际事务,通过三场战争积累起来了美国霸权。所以战争对于大国的崛起特别重要,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在战争当中成长起来的。第一场战争是美西战争,美国初露峥嵘。1898年美西战争是美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场战争使得美国获得了古巴、菲律宾,这对美国的亚太战略极为重要。直到今天菲律宾仍然扮演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中锚,北锚是日本,南锚是澳大利亚(五眼联盟国家)。菲律宾自始至终没有摆脱美国殖民地的痕迹,今天菲律宾的精英阶层仍然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美西战争对美国的意义是很大的。更不用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场战争都没有爆发在美国本土,但美国都站在胜利者的一边,成为最后胜利的收获者。 3、从“英帝国”到“美霸权”:曲折的权力交接 这三场战争帮助美国积累了国际领导力。但是,美国想要从英帝国手中接过大国权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比如说“十四点计划”。一战尾声之际,美国雄心勃勃地以为它能够领导世界,所以提出了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十四点计划”。这是美国政治学家也是后来当了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提出的,他非常有思想,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也非常好,在自由贸易、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国际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很好的原则。但“十四点计划”在欧洲那里却应者寥寥,这是美国遭遇的第一次巨大挫折。它满怀信心地参加巴黎和会,以为自己提出的方案能得到全世界的响应,但事实上却应者寥寥,这表明当时的美国缺乏“软实力”。一战之后,世界建立了国联,美国也没有加入,没有成为大国俱乐部当中的成员,同时美国也没能够成功解决好战债和赔款问题,也没有建立好战后的经济秩序,也没有有效地带领整个世界应对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一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不知道怎么和世界打交道,也不知道如何承担国际责任,怎么提出更好的方案或采取怎样的行动得到全世界的支持。那个时期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很像。比如,今天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有些国家不仅不拥护,还打着各种小算盘,还有的国家破坏,还有的国家退出。这很正常,中国一定要有比较自信和沉静的心态经历这个“成长的烦恼”。 另一方面,美国也不断地在失败当中获得成功,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成功的方面包括:第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世界货币霸权从英镑到美元的转移;第二,基于“十四点计划”提出《大西洋宪章》,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制定了《联合国宪章》,而《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内容就是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第三,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关贸总协定来引领整个世界的自由贸易;第四,做出了复兴欧洲的计划,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第五,成功地瓦解了英法殖民体系。殖民体系是欧洲列强的产物,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建立了一个遍布全世界的殖民体系,而这个殖民体系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合意的。美国和苏联在反对殖民问题上达成一致,在美国或明或暗的推动之下,整个50-60年代世界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体系开始全面建立起来,殖民主义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美国为世界所做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必须得承认,一个国家作为霸权国能够领导整个世界,它对这个世界一定要有原创性的贡献。中国要好好地思考,不管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社会思想等领域对整个世界能够有什么样的原创性的贡献。一个国家如果不对世界提出原创性的贡献、总是在追随它国,不可能引领整个世界。 4、美国霸权:在挑战中成长 正是因为美国在金融、贸易、政治以及联盟体系、全世界的规则体系上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努力,在二战之后,美国的全球性霸权基本上就建立了起来。这个全球性霸权不只是针对美国自身的实力,而是对整个全世界和全球体系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但美国的这种支配和控制并非没有遇到挑战,此后半个多世纪时间里,美国遭遇了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来自外在的挑战,另一方面是来自于自己体系内部盟友的挑战。就像我们经常说要警惕周围最亲近的人对自己发起的挑战一样,美国不仅仅遭遇了苏联的挑战,它的亲密盟友也先后对它发起了挑战。但美国征服了这些挑战,并且在这些挑战当中获得了全面胜利。 (1)外部挑战 首先,苏联是美国全球霸权确立之后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长达40年。苏联对美国的挑战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挑战。要知道一个霸权国不仅仅是一个权力体系,就像我们说一个单位的领导者不只是权力上的最高拥有者,最重要的是他得有魅力,得有思想的引领力。你需要通过现实世界的权力,也就是制度体系所赋予你的权力,以及你个人在思想上的魅力,这两者的结合来更有效地带领你的团队前进。美国遭遇到苏联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挑战。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赫鲁晓夫和时任美国副总统在莫斯科展开的“厨房辩论”。那场展览展出的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厨房,向苏联展示美国有现代化的家电设备,比如洗衣机、微波炉等,把妇女从家庭事务当中解放出来。当时尼克松很自豪,赫鲁晓夫便和他就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之间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被认为是美苏冷战当中经典的意识形态辩论,讨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第二,科学技术挑战。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斯普特尼克冲击”,“斯普特尼克一号”是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几年之后,苏联又第一次把人送上太空,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以前在科学领域是放任自由的,美国政府不怎么主导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之前。虽然二战期间美国主导了“曼哈顿计划”,就是搞原子弹的,但原子弹搞完之后,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又重新恢复到原来放任自由的状态,联邦政府不介入科学技术的发展。自从“斯普特尼克冲击”之后,美国政府大力地介入到科技创新当中,成立了一系列的机制,比如国防部成立了DARPA,联邦层次成立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以及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一系列促进研发的机构。所以,“斯普特尼克冲击”对美国国内的科创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了美国不断地在太空领域探索,尽管太空的探索很耗钱,比如把人送上月球,到现在为止美国再也没有把人送上月球了。但耗钱美国也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它必须要争夺具有象征意义的科学技术的引领和地位。整个50-60年代,一直到后来的8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科技竞争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太空领域展开的,美国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今天美国在太空领域遭遇到来自中国的挑战还远不如苏联对美国的挑战大。我们的卫星发射,无论效率还是能力,和SpaceX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 第三,军事和安全挑战。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把导弹试图设置在美国的家门口。 第四,势力范围的挑战。苏联一直想拔掉西柏林这个钉子。西柏林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打入整个苏东世界的一个民主的“橱窗”,它是意识形态演变的前沿阵地,要以西柏林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来吸引东柏林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我去年在柏林访学,特意感受了一下柏林墙的遗迹,感慨很深。所以,苏联不断地挑起柏林危机,试图想把美国的势力撵出西柏林,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在查理检查站发生的苏美坦克武装对峙。此外,朝鲜战争也是美苏之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的一场战争。 (2)盟友的挑战 美国不仅面临外部的威胁和挑战,同时在盟友内部也有不断的挑战,它的三个最重要的盟友都先后以各种形式对美国的霸权发起了挑战。 首先是法国的挑战,这要特别提到60年代的戴高乐。当时法国要退出北约的军事指挥体系,在美国处于相对颓势的时候,法国踢了美国一脚。不仅如此,法国还带头抛售黄金,破坏布雷顿森林体系,戴高乐留下了一句名言,“把我们储备在美国的黄金用我们的巡洋舰给运回来”,所以,当年法国对美国的挑战是很严峻的。 德国的挑战虽然没有法国那么高调,但是更具有实质性,那就是缔造了欧元。欧元很显然是冲着美元去的,德国用欧元来统一了整个欧洲经济。只不过后来德国自身也遭遇了很多的麻烦,特别是出现了英国脱欧以及“笨猪五国”债务危机之后,整个欧洲也处于长期衰退之势。否则美国是非常担心的,1999年欧元诞生时,美国是很担心它的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现在空中客车对波音飞机也构成了全面压制,这也是具有政治隐喻的大事情。 当然还有日本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汽车、半导体、钢铁、纺织业四个主要的产业向美国发起了全面挑战。当时日本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日本也很骄傲,当一个国家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它变得骄傲恐怕也是一个正常现象。80年代末,日元非常值钱,所以日本的财团到美国购买硬资产,包括购买美国曼哈顿地区的豪华宾馆,日本放言要拿升值的日元把美国买掉,就像前几年把中国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整个房地产在房价最高时抛售,拿着这个钱也可以把整个美国买下去。但这都是泡沫。 5、美国霸权的巅峰(壮年):孤独的超级大国 我们都知道,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先后克服或战败了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美国积累了大量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叫Statecraft,包括怎么应对内外各种挑战者,怎么打垮这些挑战者,美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一方面美国很幸运,它毕竟有着100多年的实力积累以及50多年的斗争经验,所以美国最后成功地战败了它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战败了苏联,驯服了盟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巅峰状态,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霸权的“壮年”。这是一个人事业最巅峰的状态,比如在大厂35岁基本是最巅峰的时期,过了35岁要么你成为高管,要么被淘汰了。 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称美国为“孤独的超级大国”,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无敌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自信满满,全世界都觉得美国是前进方向的引领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引领了第二轮经济全球化。英国在1830年之后开始引领世界走上第一轮自由贸易运动,美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引领世界走向经济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苏联的计划经济崩溃,中国在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都标志着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念在整个世界具有主导性的地位,大家都把对标美国的经济制度作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方略。特别是当时亚洲的“发展型国家”也走向崩溃。日本曾经试图搞出有日本特色的经济制度,称之为“发展型国家”或者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日本也曾资助世界银行发表重要报告《亚洲的奇迹》来推广这一概念,主要回答“东亚四小龙”为什么走上了和美国不完全一样的经济制度但却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亚洲的奇迹》这个报告标志着日本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制度领域向美国发起挑战。但很不幸,后来日本遭遇了泡沫经济的破灭,东亚四小龙也遭遇了金融危机,再也没有人提东亚模式了,“发展型国家”成为日益远去的概念。所以,整体来看,美国引领了90年代整个的经济全球化运动,在经济全球化运动基础之上,美国凝练了“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或经济意识形态。 所以,霸权国领导世界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和权力,也要靠思想和价值的力量。中国今天的大国崛起,也要靠一套自主的社会科学体系来武装,来解释自身经济奇迹的原因,为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提供思想支撑。90年代美国为什么处于巅峰状态,因为它有一套自圆其说的价值体现,可以凝练为“华盛顿共识”。 第二,当时的美国还引领了全球治理体系,其中包括WTO、IMF、世界银行、G7以及G7+1、APEC等一系列的国际经济制度。国家治理正在演变为全球治理,仿佛整个世界政府都要兴起了,要克服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要在全球层面设立规则。所以,整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对标国际规则的问题。 第三,在科学技术领域,美国发起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ICT革命)。美国曾经在传统制造业面临来自日本和德国的挑战,像汽车、半导体这些领域美国都开始处于相对的颓势,但20世纪90年代美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 同时,美国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向全世界展现了它无与伦比的军事势力。尤其是海湾战争,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信息化的战争。美国通过这两场战争彰显了它把信息技术引入到大国战争当中独特的领先优势,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巨大的震慑力。 6、美国霸权的“中年危机” 但是很显然,这种“壮年”没过多久,从21世纪开始,美国就开始遭遇了日益严峻的“中年危机”,这个中年危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危机是美国难以克服的国内分裂。 大家看到,以前美国的选举研究并不是一个显学。美国选举研究在美国政治当中已经成为非常boring(乏味的)的研究。大家曾经都认为美国选举研究已经很充分了,大量的民调已经很完善了,美国选举定量模型已经很充分了,而且美国选举也没有什么可预测的价值,最后一两个月基本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不像今天到现在我还不敢回答谁会获胜。而近几年,不到最后一刻,我们谁都不敢回答谁会获胜,换言之,美国的选举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用社会科学方法已经研究不了美国的选举,本可以进行预测的量化模型也失效了。现在美国的选举居然成为最具有偶然性或不可预测的研究领域,这就说明美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美国正在出现的50%对50%的分裂。当它分裂的时候你就不好预测了,以前美国是个中间阶层占主导的社会结构,现在形成的是分裂的社会结构。这种分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族群的分裂 这是美国现在最大的“灰犀牛”,谁都知道,美国最大的风险就是族群的问题,就像都知道老龄化是中国最大的危险。老龄化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在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之下如何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是中国的一个“灰犀牛”。而对美国来说同样存在人口的“灰犀牛”,那就是白人越来越少。每次选举,种族问题就是一个最为核心问题,每一次选举都会进一步加剧种族之间的矛盾,撕开这样的伤口。 过去二三十年,美国是基于政治正确性不讨论这个问题的,谁讨论这个问题谁就下台。但现在特朗普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要把它这个伤口给撕开,所以美国社会种族之间的不信任感加深。本来经历过了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种族问题在美国的矛盾开始变小了。但这几年来,选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虽然奥巴马是个非常白人化的总统,拥有典型的美国价值观,但奥巴马的当选给美国拉响了一个重要的警报,就是有色人种是可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而且有色人种是可以吸引大量选民的。就像这次选举同样在美国拉响了关于性别政治的警报。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哈里斯都不是一个合适的总统候选人,她的能力、禀赋以及过往的历史记录都很难说她是一个特别出色的政治人物。但民主党需要她,因为她代表了美国的性别政治。 这就是今天美国的问题,不是以前“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基于绩效的选举方式,而是不管你能不能抓住老鼠,我不在乎,但首先必须保证你是一只白猫。特朗普十分典型,因为他是只“白猫”。不管特朗普在当总统期间或者竞选期间说出的言论表明他不适合执政,但他是一只“白猫”。特别是那些“红脖子”,特别支持特朗普。“红脖子”也就是美国那些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中西部的农民们,经常喝酒,喝完酒之后脖子就红了。这就是美国今天的现状。 (2)阶级矛盾 以前美国是中产阶级社会,是世界上民主制度运行得最好的国家,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在过去200多年历史上,美国民主制度运行基本有效,但今天美国居然出现了特朗普不愿意交权,他发动草根、乌合之众冲击国会山,这对于美国价值观和制度来说是一次很大的冲击,这可不是好事情,就是我不相信你投票的结果。原因是美国中产阶级垮塌了,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地域的分裂 你说美国的选举是民主的吗?其实美国真正决定选举走向的就五六个摇摆州,而且是五六个摇摆州当中几万人,其他的州都没有发言权。比如加州没人去,德州没人去,总统候选人根本不需要去德州、加州,它们在选举中不起作用,因为它是铁票州。当你是铁票州的时候,意味着不管这个人行或不行我都支持你。这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基于固化的利益结构所形成的政治倾向。这不是民主政治。如果看美国的选举地图,基本有些地方是常年不变的,你搞一头猪当候选人它也投,这叫铁票州。这是美国选举人团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多州的反对声音在总统大选中不被体现。 (4)社会的分裂 基于中性人、同性恋婚姻、堕胎、控枪等一系列问题,美国产生了尖锐的社会分歧。包括马斯克为什么支持特朗普,是他儿子要变性成为女人,说民主党这些价值观我坚决不能坚持。所以,中国问题在美国选举当中的因素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人家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是你允不允许堕胎,允不允许我孩子变性,允不允许大麻合法化,允不允许控枪,允不允许厕所要修三个。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厕所一定是三个,男厕所、女厕所还有一个中性厕所,这才是美国政治的主体。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分裂的美国,美国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应者云集,能够得到80%的支持者。 第二个危机是基于这个分裂的背后展现出来的美国价值观的迷茫。 我们老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美国作为资本主义最大国家,资本主义最大的核心价值观没了。价值观的迷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从传统的精英文化向民粹文化的过渡 以前的美国政治是很精英化的,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财团是美国选举两个很重要的防护栏。大家认为谁都可以当总统候选人,事实可不是这样的,媒体是精英控制的,基本已经筛了一遍了,最后到了老百姓那边的基本是经过精英认可的。美国财团也是帮助美国筛选过一遍的,没有得到大量捐献的资金不可能走到最后的。所以,美国表面上是一人一票,实际上是精英政治。但今天美国开始出现民粹文化,原因是美国的候选人已经摆脱了财团和媒体的束缚,他可以摆脱政党,依靠个人的力量来进行竞选。主要体现为“特朗普现象”,所以特朗普主要的支持者是美国的反精英人士,也就是美国的民粹力量。 (2)从奋斗文化到福利文化的过渡 我们小的时候学的美国教科书上都告诉我们,美国的“美国梦”体现的是个人奋斗的文化,但今天美国越来越希望,特别是年轻人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福利。像当年在民主党内和希拉里竞争的桑德斯就是社会主义者。现在特朗普骂哈里斯说一个socialist要走进白宫了,因为她想在白宫建立一个福利体系,而这对白宫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是有很大冲击的。我现在开始意识到美国的大学生变了,美国的大学生和我们的大学生越来越像。我们的大学生希望当公务员、进体制内,希望国家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保护,现在大学生有几个想自己创业的?很少。美国大学生也是如此,桑德斯为什么能够得到很多大学生的支持?因为他许诺当了总统之后给所有美国大学生免学费,中国都做不到。福利是谁提供?政府来提供。这说明大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从熔炉文化到沙拉文化的过渡 熔炉文化就是任何人“来了就是美国人”,不分种族,美国像大熔炉一样把大家规训成为美国人。但现在美国出现越来越多的亚文化现象,美国这个社会已经网格化了,各种不同的族裔是不住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美国社会的治安很不好,它是指特定的区域,就像沙拉各种水果拼在一起,但还是香蕉是香蕉,苹果是苹果,梨是梨,没有融在一起。 (4)从宗教文化到自由文化的过渡 这个国家是靠宗教立国的。欧洲人为什么会跑到美利坚去?因为清教徒受到天主教的迫害,去的都是一帮清教徒,这些清教徒是美国立国的根基,所以最早是先有美国社会然后才有美国政府。宗教是维系美国团结和统一的很重要的精神纽带。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都认可基督教。但今天各种各样进步主义的文化,也就是改革主义的文化,挑战了保守的基督教的价值观。包括刚才说的“厕所现象”“堕胎”等等,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堕胎,其实是很不人道的,但里面有宗教价值关怀在里面。为什么马斯克这些人反对变性,同性婚姻,因为有宗教因素在里面。现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们认为是对传统基督教价值的反叛。归结到一点就是今天美国在价值观上已经不能引领全世界,现在它的价值体系想团结整个美国国内社会都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它怎么向全世界传播? 第三个危机是美国的制造业流失的问题。 制造业流失导致美国中产阶级衰退,民主质量下滑,导致美国研发实力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特别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被认为是美国制造业“失去的十年”。我们有多种数据能够证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和规模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第四个危机美国在国际领导力上也出现一定的危机。 对于巴以冲突,拜登政府实际上犯了很大的错误,现在在巴以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很少很少,包括它的欧洲盟友都不赞同美国那么坚决地支持内塔尼亚胡。俄乌冲突越往下打也彰显出了美国的一些困境。包括阿富汗战争,2003年打下阿富汗到2023年美国撤出阿富汗,整整二十年的时间,美国原封不动地把阿富汗还给了塔利班。打阿富汗战争花了那么多钱,最后把阿富汗还给塔利班,在阿富汗毫无任何建设性的工作,现在阿富汗重新恢复到让女性戴头巾,让女性不接受教育的状态。这一系列的情景都展现出了一个霸权在“中年”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7、霸权的自我疗治 美国霸权当然不是坐等自我衰败,最近这些年它也在进行自我疗治,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战略转移与战略收缩。 美国把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印太地区,应对中国的崛起,比如从希拉里开始的“亚太再平衡”。同时美国也进行了一定的战略收缩,比如从阿富汗撤军。但这种战略转移,由于霸权的惯性是很难的,主要体现在俄乌冲突上,它想转移也转移不了,俄乌冲突继续牵扯美国在欧洲的精力;同时巴以冲突也使得美国难以真正从中东地区实施战略转移。 第二,重新塑造外来的威胁。 美国过去整个20年认为没有威胁了,高枕无忧了,导致美国各种战略上的松弛。现在美国开动各种舆论机器,重新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威胁,而且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通过夸大这种威胁来实现自己的国内政治目标。美国现在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分裂的,看美国国会的投票,只要民主党支持的共和党都反对,只要共和党支持的民主党就反对,但在一个问题上两党都是支持的,就是“中国威胁”。所以,霸权国是需要对手的,就像我们一个人也需要对手一样。所以它制定了针对中国的竞争战略,是为了服务于美国霸权国内分裂现象的自我疗治,只有提到中国时他们才有共同点,就好像中国只有在提到国足时大家才毫无分歧。所以,国足的存在对我们很重要,在非常罕见的社会问题上,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第三,全面地正视美国制造业失去的十年。 美国开始采取切实的行动实现制造业的复兴,其中的标志就是拜登政府的三大法案。这三大法案分别是:基建法案、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这是非常具有产业政策性质的立法,美国当年批评我们的“2025计划”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今天美国自己也在搞“2025计划”。 第四,采取有选择性的经济全球化。 以前美国的经济全球化是普惠的,是全球性的。所谓有选择性的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不包括中国的经济全球化,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不能说美国不搞全球化,美国不是要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要搞经济的独立自主、不搞国际合作与分工。美国搞的是不要中国在里面,不是要退出所有的朋友圈,而是只要有中国在的我都不愿意在里面。所以,耶伦提出来的战略——友岸外包和所谓的近岸外包,就是要搞一个没有中国在内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所以美国一定要瘫痪掉WTO,因为WTO有中国。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观察到的霸权自我疗治,在“中年危机”阶段它进行自我更新和调整来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但我最后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自我疗治需要具有引领能力的大政治家、大战略家,而今天的美国有没有能力通过它既有的选举制度诞生这样一个拯救美国霸权的大师,诞生一个像罗斯福、杜鲁门、里根这样具有引领能力、团结美国、能够形成共识的、具有战略思维的政治人物,来实现美国霸权的自我疗治呢?我不知道,但目前看来很悲观。特朗普肯定是“庸医”,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肯定会更加乱下去。哈里斯能怎么样?现在大家对哈里斯的评价还不如希拉里。当然我这个断言为时尚早,我们不以这么不严肃的方式评价美国政治人物。但从目前美国选举来看,好像美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危机时刻产生一位能够领导美国前进的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来完成霸权的自我疗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文章转自“人大重阳”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