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共和党大致可以分出三个新派系：“MAGA极端派”“MAGA毗邻派”和“MAGA改革派”。其中，国会共和党人主要由前两派构成，此次众议长选举闹剧中的斗争也发生在他们之间。“改革派”则多出现在地方层面。未来共和党的走向将在这三个派系的此消彼长中确定。鉴于保守派并不善于国家治理，这在当下美国的国会山上尤为明显。而改革派在州一级政府层面的执政表现却是风生水起，如果改革派进入到国家层面，他们能否遏制注极端派和毗邻派的纷争，将奉行MAGA原则的共和党拉回到稳定的轨道上，目前还难判断。

2022年8月，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旨在“减少赤字，降低通胀”，涉及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医疗健康、税制改革等议题。然而，法案私货满满，名不副实，控制通胀作用有限，反而该法案的歧视性补贴条款却引发欧洲不满。这样的歧视性补贴条款具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明显加码“美国制造”，使欧洲面临着绿色产业外迁和“去工业化”的风险。目前鉴于欧洲缺乏有效应对手段，美国的战略轻视正加剧欧洲的愤怒。

在内部极化和对立成为美国政治社会常态的背景之下，行政当局难以掌控对华政策。随着内部极化和对立越来越广泛，不排除美国两党利用中国议题来缓和内部撕裂的可能性。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堪称“一强”，奈何其与中间选民的兼容性太差，难以做大选民基础。这一“强而不大”的态势让共和党陷入两难。两害相权，共和党继续让特朗普出马“赌一把”的概率恐怕还是要高于冒着基本盘分裂的风险强行“换马”。这恐怕将是共和党的不幸，却是民主党、特别是拜登的大幸。

过去两年，民主、共和两党各自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调整期，试图找到新的方向。预计未来两党党争可能更多围绕一些常识性的社会权利问题展开，形成对历史记忆的逆动，从而更加尖锐、撕裂，更加极端。接下来的两年，美国政治内斗有许多看点，有两个特别关键：一是特朗普参选影响几何？二是身份政治问题更加突出。

共和党预期获得全面胜利的“红潮”并没有发生，这一现象可用“双否定选举”加以概括。它指的是大多数选民对两党及其领导人都持负面看法，选民会选择竞选人个人品德相对说得过去或其议题主张不那么极端的一方。本次选举中，尽管两党候选人在选民中都相对比较负面，但相对共和党，大多数选民，包括不支持拜登的选民，更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2022年中选将对拜登后半任期的执政和美国政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除“分裂国会”将加剧两党在关键政策问题上的分歧，立法僵局不可避免外。更重要的是，它增强特朗普再次问鼎白宫的难度。

拜登能意外挺过中选，有两个最主要原因：第一，共和党人高估了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忽视了特朗普推动美国急速“右转”的政治后果。第二，共和党人低估或者说无法抑制特朗普的破坏力。共和民主两党处于“胶着”对抗状态是此次美国中期选举的最大特点，其表明美国的政党轮替和不同政策方向间的动态平衡可能已处于部分失调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中选可能是拜登和特朗普总统之争的“重演”，甚至可能是2024年美国大选的预演。中选之后，由于共和党控制了众院，拜登在“花钱”上将遭遇挑战，但由于民主党依然控制了参院，这保证了民主党还能继续掌握“用人”大权。但这一状况无疑会继续刺激共和党中的特朗普主义者，并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内斗推向新高潮。

拜登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大国竞争”为主线的阶段已经定型。然而，该报告仍以固有思维应对国际新形势、新问题，暴露出拜登政府在谋划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时难以化解的三组矛盾。即：“战略竞争”与全球合作的矛盾，“投资国内”与持久国际领导力的矛盾，将中俄“绑定”还是区别对待之间的矛盾。有鉴于此，未来美国的对外战略与国内政策之间或许将出现更多矛盾和冲突，距离其设定的战略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

选举结果预示着，激烈党争的态势将继续主导美国国内政治走向。一方面，在高度政治极化的背景之下，共和党如果掌控众议院将对拜登政府施政带来重大掣肘。另一方面，在即将进入大选周期的情况下，党争态势也会不断加剧。在对外政策层面，共和党在国会席位的增加可能强化美国对外战略的“鹰派”色彩。同时，共和党内的“不干涉主义”主张则可能制约拜登政府的激进外交议程。但在对华政策方面，中期选举再次强化了美国国内的对华敌意氛围，共和党力量的上升则可能加速重大涉华议案的立法进程。从而加大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中选结果使得美国政治的未来更加扑朔迷离，而对于中美关系可能是利弊兼具。鉴于共和党没有大赢，民主党没有大输。对中国而言，共和党控制国会很可能比民主党控制国会更加不利。而目前共和党掌握众议院，拜登在美国国内将很难做成事。但这也使得拜登可能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国际问题，在中国问题上有了更大的空间推动改变。对此，我们仍有待对拜登政府下一步政策动向的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