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之所以能持续“吸住”大批保守派选民，在于选民相信他是少有甚至唯一能“不与腐化精英同流合污”的人、坚定推进新的保守主义事业的人。由此可见，选择与特朗普割席，就等于与大批激愤选民割席，同特朗普对立得越激烈，越意味着自我边缘化，这是共和党建制派江河日下的关键原因。至于靠效仿甚至照搬特朗普激进政策而攫取政治影响力的后来者，他们更显尴尬——在特朗普风头仍劲之时，他们都没有特朗普本人来得更有动员力和冲击力。

美国财长耶伦年初宣称，美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但通过分析相关经济指标可以发现，这一论断为时尚早。一是尽管美国通胀已经明显减轻，但和美联储的通胀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二是美国劳动者就业意愿不强，劳动参与率下降。三是202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贸易额下降，折射出国内商品性消费需求不旺。

在认同危机的底层逻辑及其“部落化”的主线趋势之下，美国政治在核心议题、政党属性和政治结构三方面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新特征。在他们的持续作用下，当前美国国内政治高度极化、社会极端分裂、观念空前对立，“两个美国”的叙事正逐步从想象演变为现实。

美国在中东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推行战略收缩，另一方面又保有大量利益及军事基地。在乱局中，这些利益和基地便成为众矢之的。拜登政府在中东所面临的困境，是美国地区主导力下降的表现，也是其中东政策进退失据的反映。在美国的“搅合”之下，中东局势将持续动荡紧张局面。当年美国“兼济天下”没实现，如今“独善其身”更难成。

移民争议背后是美国所谓的“文化战争”，它与两党政治结合，使得美国政治分裂难以逆转。同时，争议也表明美国国家治理体制出现重大危机，如果处理不好，不排除发生第二次“内战”或国家分裂的可能。

美国两党年轻政客在近几次大选中“沉沦”，与美国政治极化、初选制度设计等也有一定关系。两党政客没有底线的恶斗和舆论渲染，让双方基本盘选民“互为敌人”，都感到输不起。现在年龄不是问题，不拼才是问题，不赢才是大问题。同时，资历、人脉、财富等方面的要求让美国老年政客得到偏爱，特别是在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党派领袖等职位上尤其如此。

拜登上任以来，对边境议题不敢有太强硬的动作，共和党对此心知肚明，持续炒作，但最近拜登一反常态。因为，他判断在特朗普已在共和党内几乎出线的状况下，左翼不会因为一个议题而在他和特朗普之间选择后者。另外，如果边境议题不再是他的失分项，那么他的胜算便大大提升了。同时，拜登在当前站出来对边境加强管理给予支持，也可避免未来特朗普对此炒作。拜登的操作，相当把球踢到了共和党这边，让后者出现了分歧。

“抵抗运动”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基于以下假设——即使有美军阵亡，美国也不会向民兵及其背后的伊朗下死手，从而冒在大选之年卷入另一场中东战争的风险。而且，民兵可能会觉得打死美军风险有限而收益明显。对此，美国却显得骑虎难下，当前美国想要撤出中东，却发现当美国对中东不再感兴趣时，中东对美国还是很感兴趣。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非洲四国。访问期间，布林肯重申拜登政府将对非“全力以赴”，打出捍卫民主、促进贸易投资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三张牌”。此访凸显美国拉拢非洲国家，对中俄展开针对性竞争，使美国在非地缘博弈策略更加清晰。尽管此访声势逼人，但最令人关注的是拜登能否履行2022年美非峰会期间许下的访非承诺。鉴于俄乌冲突延宕，巴以冲突外溢，美国进入大选，非洲似乎已被拜登“搁置一旁”。

在党内对手竞相退却后，唯一能阻止特朗普的，只有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与参选资格裁决问题。一旦共和党内尘埃落定、特朗普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那么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决将再次上演。某种程度上，2024年的大选对美国人来说，将是一场艰难抉择：选择拜登是因为理性告诉他们，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是混乱的四年，特朗普连任将是美国“难以承受之重”；选择特朗普则是因为，与暮气沉沉的拜登相比，特朗普是更能激发选民热情的总统候选人。尽管他时常出言不逊，却能迎合大变局时代美国选民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