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国际社会主要力量之间的各种矛盾，借外力脱困，积极为本国利益服务可谓是日本的拿手好戏。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日本都能敏锐地将自身国内政治经济等目标的设定与外部环境的变动相结合，积极借助后者为前者服务，并以此为判断依据制定对外战略乃至国家战略。仅从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如何借“中国威胁论”和朝核危机屡破军事禁区，不断在修宪和“正常国家化”的道路上向前推进这一点来看即可见一斑。而修宪对日本，对亚太地区意味着：第一，修宪将使日本成为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第二，修宪极有可能会被国际社会尤其是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解读为否定对战前历史的反省，从而加深彼此的互信赤字。

安倍要在2020年推行修改的宪法，2019年必须使新修改的宪法获得通过，也就说，要在这一年实行国民对宪法修改赞成与否的投票。根据日本目前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还难以给出日本国民能否同意的确切结论。但可以说，就目前来说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安倍必然要大力推动宪法修改这造势活动，以便争取在2017年和2018年，鼓动日本国民多数同意修宪。

安倍政府最大的执政目标是修改和平宪法。朝鲜半岛出现动乱或者战争，完全可以成为威胁日本安全的借口，进而推动日本国内宪法的修改。所以，日本右翼势力最大的期待，就是盼望朝鲜半岛出现乱局，以便火中取栗。

支撑安倍政府的内外因素消失了，安倍政府由强而衰符合逻辑。其实，虽然是第三大经济强国，但日本是没有自主外交的政治侏儒，美国对日支持力度减弱，安倍就难以服众，日本政局生变生乱就成为大概率事件。右翼民众同样势利而为，一看安倍首相难以更有作为，也会出来反水，就像森友学园翻脸不认人一样。

日本虽有上述右翼团体和极右派分子，但却没形成“纯粹”的极右派政党，根本原因是国民并不接受他们的极端落伍主张。其实，日本人60%反对安保法案，70%反对修改宪法，宫崎骏、村上春树等国际知名的文化人是反“右”的。即使在“中间偏右”的自民党内也有不少“良心派”。应看到，反右未必反日，且要与日本大多数良知派一起反右。否则，就会被右翼或右派障目而不见战略互惠大局。

安倍执政4年业绩平平，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5%左右，极力推行的“安倍经济学”也已告失败。近日安倍又陷入了将国有土地廉价售给其夫人担任名誉校长的极右翼学校的丑闻，这是安倍就任首相以来的最大危机。日本在野党和媒体正在穷追猛打，安倍政权已风雨飘摇，又面临四大危机。

从近年来的亚太国际局势和日本的对外战略看，美日要把越南变成南海和东亚战略中的棋子是显而易见的。日本十分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支持并挑唆越南等国与中国对抗，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政府安排明仁访问越南，“国际亲善”名义下进行的其实是政治性很强的“皇室外交”，其政治意图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管明仁本人的意愿如何，他的访问反映了安倍的战略意图是确定无疑的，此次访问可以看做是日本亚洲战略布局的一部分，天皇被政治利用了，而且是被消极的政治利用了。

美国只是在借助于钓鱼岛问题从日中双方获得利益。美国对日中两国讲的话并不矛盾。“尖阁诸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和“美国不会介入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这两种表态都是很宽泛、模糊的一般之论，并没有明确承诺会采取或不会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日中两国真为此爆发战争，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早就对日中双方打好招呼。美国的一贯表态是，“希望日中双方冷静处理争端”，言外之意就是绝不允许采取除“冷静处理”之外的其他方式。当然，日本也知道，美国进行这一表态时并非出自真心。但每一次美方进行这一表态，就意味着当时的日本政权和日本安保部门的政绩有了着落。

应割裂地看待TPP与日美同盟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经济是经济，安全是安全，二者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尽管美国退出TPP着实会影响未来日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但这一负面因素的影响效果是有限的，不会从根本上否定日美同盟的存在机制。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实质是安全同盟，主要并不针对经济领域的同盟关系。此外，因为美国在整体国力和军事财力方面均出现了相对的衰退，因此，它亟须得到日本等其他盟国在军事安全上的协助，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资金供给的驰援。以此为背景，特朗普不会放弃与日本的军事盟友关系，甚至可能变本加厉地推进日美同盟，这样一来，反而会给予日本更大的军事发展空间和海外存在感。

日本在东亚和南海地区的战略，越来越失去了建设性的目标，而是通过搅局加破坏，制造东亚和南海地区的混乱，实现自己的私利。对此，无论是东亚国家，还是南海地区的沿岸国家，甚至也包括法国等欧洲国家在内，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自身在无意当中，成为日本实现本国利益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