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首相8月3日改组了内阁，对自民党的高层人事进行变动。与之前顺风顺水时进行的内阁改组不同，这次改组是为应对安倍本人及其内阁支持率暴跌至重新执政以来最低纪录而采取的举措。

安倍在2016年8月3日进行的内阁改组中，19名阁僚中只有8人是首次入阁。当时，自民党刚刚赢得参议院选举，安倍在改组内阁时偏重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这次，他大幅度地改组内阁人事，旨在扭转颓势，延长其执政寿命。近几个月来，安倍一直丑闻缠身，受一系列丑闻叠加影响，安倍的支持率暴跌。

安倍的如意算盘是赢得2018年的自民党内总裁选举，从而执政到2021年。这样，他可在东京奥运会上风风光光地现身，更主要的是在任期内实现修改宪法之夙愿，以圆其国家政治转型之梦。2017年3月5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举行第84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总裁公选规则修正案”，决定将此前党章规定的总裁任期最长“二届六年”修改为“三届九年”。根据这一修改规定，原本将于2018年9月任期满两届的安倍晋三可以连续第三次竞选自民党总裁。由于执政的自民党实行“总裁、首相一体制”，这也意味着身为党总裁的安倍，在理论上可以担任内阁首相至2021年。

对内主攻修宪目标，对外进行人事布阵

根据《日本国宪法》规定，组织内阁，任命并任意罢免国务大臣是日本首相的权力。这次改组主题明确，对内是将实现修宪目标定为主攻方向，对外重点是为积极应对新形势下的对美对华关系做人事布阵。此次内阁改组和党的高层更动有四个看点：

第一，安倍为再次连任自民党党首，获得修宪的得力支持，留任了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等元老级人物，安倍政权的核心架构未变。

第二，求稳怕乱，少用新人，防止丑闻再起。为此，安倍起用了几乎自民党内所有的人才班底，包括小野寺五典、林芳正、野田圣子等多次担任过内阁大臣的重量级政治家，企图以此挽回国民对他的信任。

第三，安倍将最有可能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挑战他的岸田文雄、野田圣子等党内非主流派人物笼入安倍体制内，名为建立“举党体制”，实为化潜在的敌手为现实的帮手，企图减少明年党总裁选举的压力。

第四，出其不意，起用著名友华派老资格政治家河野洋平的长子河野太郎为外相。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的河野太郎曾留学美国，游历东西方多国，被认为是有国际视野的少壮派政治家。他在2012年安倍重新上台以后，坐了5年的冷板凳。他曾说，“中国和日本是邻居，不管是彼此讨厌还是彼此喜欢，邻国意味着中日是永远无法搬家的邻居，除了友好别无出路”，“中国和日本不应该是竞争对手，对两国来说只有‘建立互补互益关系’这一个选择。因此，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合作都需要充分展开”。此外，二阶俊博、高村正彥等一批主张缓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代表人物留任，林芳正等知华少壮派被委以重任。日本舆论认为，安倍此举旨在为加大对华外交力度布阵。

政治上的失信不是换几个大臣就能挽回的

这次改组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人心一新”的效果，提振安倍政权的支持率，是个很大的问号。日本舆论认为，安倍本人政治上的失信不是换几个大臣就能挽回的，安倍执政下的日本政局可谓进入了动荡期。

第一，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觉醒起来，认清了安倍政权旨在改变战后和平发展路线而急推国家政治转型的右倾化政策的本质，不满和反对的人数一路飙升，要求安倍早日下台的呼声有增无减。

第二，被称为“第二权力”的日本舆论界风向有变，主流媒体对安倍政权的批判和抨击增多。各媒体大肆报道民众“不信任安倍内阁”、“怨声载道”，舆论导向的变化将会引出怎样的连带效果，值得关注。

第三，修宪前途渺茫。关于向国会提出的安倍色彩浓厚的自民党修宪案，民调显示，反对人数已超过赞成人数。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的条款，讨论中能否得到民众的理解，以在其后的国民公投中获得过半数支持，是个未知数。明年还是众议院选举年，如果选举结果导致修宪派的议席比现在减少，达不到修宪所需的2/3议席，那么，安倍梦寐以求的修宪，就难跨出国会门槛。

第四，党内开始出现批判安倍的声音。与之前党内万众齐喑的情景不同，自民党内多数人对安倍的修宪方案态度消极。连修宪派石破茂也对安倍的修宪方案提出异议，他还表示要追究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遭到历史性惨败的原因。中谷元开始与安倍政治划清界限，批判安倍的修宪论。党内的离心倾向增加了安倍政权的不稳定性。明年9月，安倍的党总裁任期即将结束。如果届时有人公开出马提出挑战，不排除安倍下台走人的可能。

第五，从公布的经济、防卫厅人选看，新内阁成立后，安倍力推的经济政策和军事政策领域的改革，能否提振日本经济，是否会引发东亚局势的动荡，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第六，缓慢改善的中日关系能否继续保持改善势头，中日关系能否尽快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人事布阵固然重要，根本在于安倍政权的对华政策取向。关键是日本能否既在战略上把准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又在行动上作出扎扎实实努力，把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更多体现在政策和行动当中。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文章转自新华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