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官僚是社会的“稳定器”。官僚主导固然有其弊端，但“政高官低”也会导致官僚的不作为，丧失独立性，使偏激的政客一意孤行，失去制衡作用。如何回归正常状态，使政官各司其职，互相制约，这是日本官僚制未来继续演变中面临的问题。

在半岛事务中，日本只是个次要角色。因此，绑架问题成了日本介入半岛事务最有利抓手。其次，绑架问题也是日本运筹日朝关系及对朝援助的一张牌。由于特朗普明确称美国不会为朝鲜弃核提供经济补偿，应由日、韩等国提供经济援助。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安倍政府在对朝援助问题上肯定要谨慎行事，而绑架问题正好可作为一块“挡箭牌”。

目前特朗普政府反对美国精英主义价值观和全球化，并且交易型特征明显，日本很难再用对华强硬的政治态度与特朗普政府交换实际的经济利益，相信日本政府和社会很快会看清这一点。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在特朗普任内，日本将会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积极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

目前日美同盟尽管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但与安倍的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日美关系特别依赖日方处心积虑的持续夯实，而且双方不对等的地位丝毫未变，但只要美国继续保持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日本这个外交与安保的痼疾就难以改变。此外，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日美关系可能会在更多领域朝着技术性的方向发展。

当前半岛局势出现转机，但由于日本在半岛问题上影响力不大，政策灵活性欠缺和外交的局限性，其至今尚未拿到通往平壤的“通行证”，在半岛形势的历史性转折中明显滞后。今后如果日本继续坚持僵硬政策，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其外交困局将难以打开。

“大陆取向”是日本传统战略，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日本掌控不住东亚经济框架。日本开始寻求建构一种新型的泛东亚构架，通过扩大“东亚”的覆盖范围，以平衡中国逐渐显现的引领作用。这是基于近代以来西方强权政治逻辑，试图通过树立“海权”达到“以海制陆”的效果。这与“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很不协调。在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现实面前，日本该考虑的，其实是结合千百年来东亚陆海协调的历史脉络，追求中日之间的战略协调，携手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以及跨区域的全球化网络。

安倍此次美国行“成效不彰”。由于日美之间根本不可能在经济问题、尤其是涉及彼此经济结构发展的贸易问题上达成根本性的妥协。未来日美间的主要经济矛盾仍将围绕“贸易问题”和“路线问题”两条主线展开。不过安倍此次访美真正能够为其赢得政治加分的或许就是朝鲜问题上的对美协商，因为他已经成功说服特朗普将“绑架问题”纳入可能到来的美朝首脑会谈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日本国内保守政治势力的要求。

日本政府在朝核问题上的一直有三重焦虑。第一重“焦虑”，是日本担忧朝鲜半岛直接当事方朝鲜同美国、韩国发生冲突，甚至打起仗来，战火烧到自身。第二重“焦虑”，是日本担忧中国、朝鲜同美国、韩国搞“越顶外交”，就朝核问题甚至朝鲜半岛未来安排达成某种协议，自身被边缘化，导致日本利益受到损害。第三重“焦虑”，即日本担忧无法继续利用朝核问题来浑水摸鱼，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为自身内政服务。

中日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首先是两国最高领导层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现阶段两国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同时，从全球层面来看，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强化经济合作，对稳定世界经济，维持国际秩序的意义更是不言自明的。这也是为什么说王毅的此次访日有利于双方“增进互信、积累共识、管控分歧，进一步巩固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不可否认，中日关系现阶段仍面临众多不确定因素，但王毅的此次访日毫无疑问地已为两国加强高层交往和沟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日本媒体关于中国的“议题设定”，最近从历史问题、领土问题转向中国科技创新、民间交流。日本媒体逐渐淡化“中国威胁论”的报道，围绕中国的富裕、自信、创新侧面凸显。由此使得日本民众的中国观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也是前述作品播放的重要背景。目前，多数日本民众，希望摆脱与周边国家对立，获得和平环境。而日本统治集团，还希望借用周边国家发展势头，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这种政治氛围，也为日本和平主义力量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