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高速铁路”绝不仅仅是加强日印关系的“经济纽带”。安倍所期待的，并不是等额的经济回报。他更希望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能够在印度洋上踏浪，更希望印度和日本的军舰在南海共同航行，制衡中国。不过具有“不结盟传统”的印度能否如安倍所愿，与之联手制衡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很容易寻找。

就目前来看，民进党首前原诚司尚未提出针对性的、可操作的、有力度的应对措施。从根本上讲，这正是民进党内各种派系势力分化重构导致内部凝聚力瓦解的表现。民进党既需要一名能够平衡协调、统领党内各派系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又需要一套符合当下日本社会民众政治心理预期的施政纲领。但是，这恰恰是目前各个在野政党所缺少的。

导致安倍内阁支持率猛跌的那些问题日后依然会是国会审议的焦点，而目前他和盟友依然是一副否认、敷衍的顽固模样，没有任何真正的反思和改变。所以，此次内阁改组只不过又是一场政客争权保位的游戏，对自民党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实质作用。

冷战发生之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最终选择了对日本间接统治的方式。这就使为此目的而被美国留任的日本官僚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只要不触碰美国的底线，他们就能在实际操作中或多或少的渗透自己的意图。在天皇制、官僚留任、宪法改革的操作模式等问题上都可以看到美日博弈的痕迹。而这显然给日本反省自身战争责任增加了阻力。

从短期看，扩大制裁在日本国内非但不会引发负面评价，还可能有助于安倍尽早“解套”。长期来说，如果朝鲜继续试射导弹在日本国内引发民众持续性的恐慌，善于诱导民意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或许还会以“朝核威胁”为名，推动因执政党信任危机而一时陷入停滞的修宪进程。

现在日本的为政者完全背离“实事求是”精神，日本现任首相居然还在做“强大日本梦”，所作所为显然严重脱离了日本的基本国情，也背离了和平发展的时代要求。特别是日本当政者没认识到真正制约日本“大国梦”的，恰恰在于日本自身的条件与国情。换句话说，日本的真正“敌人”恰恰在于其错误的内外政策，把怨气撒到中国头上，实在是缺乏自知之明。

在日本这种议会制国家，产业人口结构决定了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党的票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某个政党能否上台或长期执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日本国内中产阶级的实际生活状态和政治倾向，对右翼政党、保守势力在政坛上的居于怎样的地位至关重要。其次，日本作为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是该年龄段人群投票率和投票倾向的重要参考指标，相对于“激进”的年轻人，老年人会做出怎样的政治选择，也是不言而喻的。

安倍邀请河野太郎出任外务大臣预示着安倍在对华关系上开始了新的谋篇布局。而且为了防止特朗普绕开日本单方面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安倍有必要修正原有的对华外交政策，与中国建立和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然而，这些都并不预示着安倍新内阁的对华外交将会发生颠覆性的变革。

在日本社会进入“一亿总中流”时代后，左翼政党的革命话语与民众需求脱节，其意识形态与群众基础相背离，其政治纲领越来越难以在当代日本社会中赢得“下层”民众的青睐。结果是在国会选举中对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构不成任何实质性威胁。日本政坛左翼“失声”直接导致日本国内政治力量失衡，政治生态恶性循环。

此次新版白皮书用了较大篇幅，详细介绍并分析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及地区影响力等，但其中不乏批评和不满的言语，部分内容甚至有失公允。更为重要的是，新版白皮书的相关内容映射出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的若干矛盾。而安全问题上的战略性竞争容易引发中日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对抗，因此，中国有必要做好积极的预防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