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再次访问印度并会晤了印度首相莫迪。这次安倍访印的重点是参加“印日合作的旗舰项目”、艾哈迈达巴德至孟买的高速铁路奠基仪式。根据协议，日本将提供总计约19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3亿元）的日元贷款，并破例将以往1%的年息降至0.1%，而且偿还期为50年，而不是通常的30年。印度铁路部长表示，日本的技术将给印度的交通领域带来变革和改变，将不遗余力使之在2022年前完成。

印度还希望建设其他6条高铁，将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和金奈四个经济中心连起来，日本希望能“照单全收”。但是，对这条日本援建、预定时速仅为200公里的“高速铁路”，国际舆论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纽约时报》认为，印度拥有的世界第四大铁路系统以缓慢、低效、摇晃而闻名。虽然日本提供的贷款和技术有助于改善印度铁路系统，但印度钢铁公司的产品无法满足新铁路建设需求，加之安全检修费用高达150亿美元，莫迪的庞大计划存在许多问题。德国财经网的评论也指出，尽管这条“高速铁路”预定时速只有200公里，但票价不可能便宜。印度的人均收入很低，日本很可能“血本无归”。

但我们必须明确，这条“高速铁路”绝不仅仅是加强日印关系的“经济纽带”。安倍所期待的，并不是等额的经济回报。他更希望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能够在印度洋上踏浪，更希望印度和日本的军舰在南海共同航行。9月14日，在这条高铁开工典礼上，安倍意有所指地谴责“凭借实力改变现状”的行为，表示只有日本和印度能守护“和平解决纷争”这一大原则。共同社称，安倍这番话显然针对中国。安倍的侧近也表示，这番发言意在告知印方，“日本是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

日印关系应该得到中国的关注。我认为，对日印关系应该从事件本身、横向的国际局势、纵向的两国关系历史三个维度上进行考察。

就事件本身而言，2015年日本和中国在竞标高铁项目时未能得手，安倍曾倍感沮丧。这次得手，安倍希望能“有所作为”，进而在世界高铁市场上与中国展开竞争。不仅如此，据世界银行2016年10月25日正式发布的报告《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人人机会平等》，很多日资企业宁愿去东南亚也不愿去印度，形成日本和印度“政热经不热”的现象。另有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在印度进口额中高居首位，达610亿美元。加强经贸合作，是日本强化与印度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日本投资印度“高铁”本身的主要意义。

就横向的国际局势而言，制衡中国显然是安倍政权试图强化与印度关系的重要考虑。日本共同社9月15日的报道指出，考虑到在太平洋到印度洋海域都不断增强存在感的中国，两国将在安全保障领域展开合作。日本首相官邸消息人士也表示，安倍的战略是利用日美印三国“组队”应对中国。美国和印度似乎也不无这一意图。2016年6月和今年7月，美日印在南海和印度洋举行的联合军演，似能够为这种意图提供佐证。事实上，建立“美日+1同盟”是美国和日本近年推行的一项重要战略。

就纵向关系而言。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推出了“向东看”政策（Look East Policy），欲加强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之后，“向东看”范围拓展至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由于印度在1998年5月连续进行核试验、日本对印度进行制裁，日印关系一度跌入低谷。

进入本世纪后，日印关系不断得到加强。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将日印关系定位为“21世纪全球性伙伴关系”。2005年4月，小泉纯一郎访印，双方同意将日印关系定位于“亚洲新伙伴关系”。小泉还就日印关系提出了“全球性伙伴关系”的“新战略焦点”概念。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从而使两国关系首次具有了“战略”意义。莫迪上台后，“向东看”转变为“向东行动”（Act East Policy），日本在这一政策中获得了重要地位。莫迪强调，印度与日本的关系已从“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上升到“战略性全球伙伴特殊关系”。新增“特殊”二字，表明两国政治对话的增进和国防信任的加深。此次安倍访印，《读卖新闻》的评论是：“随着日印双方进一步将眼光聚焦在正在东亚不断崛起的中国时，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似乎到了绽放的时刻。”

日本和印度近年在民用核能技术和防卫领域的合作均得到加强。据悉，日本将《武器出口三原则》修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首先考虑的出口对象国就是印度。但是，正如《印度斯坦时报》所指出的，“日印关系并没有达到一段真正伙伴关系所需要的平衡：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经济和商业合作商却不尽如意。”另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说法，今后印度“也许会展开巧妙外交，把日中双方置于天平两端”。值得注意的是，日方提议将外交与防务部门的“日印2+2磋商”从副部长级升格为部长级，但印度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另外，印度和中国是没有日美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具有“不结盟传统”的印度能否如安倍所愿，与之联手制衡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很容易寻找。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章转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