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下，存在一个“扩展的三难困境”：融入一体化的国民经济、民族国家、大众政治，三者难以同时有效满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绝大部分国家都程度不一地涉足经济全球化，在此进程中，“扩展的三难困境”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当这一“扩展的三难困境”陷入重大僵局时，往往会在国内导致情绪激化、民意撕裂乃至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然而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或许是该困境的表征最为隐性的国家之一。回顾战后70余年的历史，日本在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并从中充分获益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相对稳定，相当程度上规避了“扩展的三难困境”所导致的巨大冲击。原因何在？或许可以从要素国际流动、经济民粹主义、国内政治对立三个方面探究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稳定的作用机理，亦可从其“补偿机制”循果推因，分析经济政策的内外平衡和双向互动如何促使日本实现了“弱化的三难困境”。

一、受限的要素流动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领域：贸易（货物和服务的跨境流动）、投资（资本和技术的跨境流动）、移民（自然人的跨境流动）。因此，“扩展的三难困境”在现实中也往往具象地表现为高强度的贸易摩擦、由外来直接投资引发的抗争事件、大规模移民导致的族群冲突等。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在这三个领域中的要素国际流动却展示出一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这与日本政府实施的相关政策不无关系。

首先，在移民政策上，整体而言日本政府较为谨慎乃至保守，采取了缓步微调的策略。尽管近年来日本民众整体上对外国人持更加开放的心态，但对外国人劳动者仍抱有相对保留的立场。

其次，在投资政策上，尽管日本作为一个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国具有强烈的存在感，但其吸收的对内直接投资与前者相比极度失衡。尽管经历了资本自由化的多项改革，但时至今日，外国资本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仍乏善可陈。因此，由外来资本所表现出的全球化“紧身衣”显得相对宽松和有弹性。

再次，在贸易政策方面，与移民政策的“极度审慎”和投资政策的“外松内紧”相比，日本表现出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交错发展的态势。日本的贸易自由化尽管比移民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迈出的步伐更大，但也遵循了循序渐进的路径。进入21世纪，日本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才真正开始提速。

二、稀释的“民粹主义”土壤

在日本，尽管个别政治人物和商界领袖也曾高呼“日本可以说不”，但这种声音并未成为群体性的呐喊。与欧美等其他国家相比，民粹主义似乎在日本难成气候，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民粹主义更是隐而不彰。从“物质因素”和“文化因素”两方面入手，或许可以剖析民粹主义在日本社会蛰伏沉寂的原因。

首先，在“物质因素”方面，战后的日本社会，在“民主主义、经济高速增长和高度大众消费”的加乘作用下，逐渐成为一个均质化的大众社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殖产兴业”与“富国裕民”大致并驾齐驱，在国家经济实力突飞猛进的同时，国民个人的生活也显著改善。其二，由于社会差距的缩小，阶级对立和阶层分化变得相对模糊，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被更多地归结为个人层次，而非群体层次。其三，日本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普遍较高，“相对剥夺感”较低，且长期保持稳定。

其次，在“文化因素”方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逐步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当时的日本也发生了与西方社会类似的转型。近年来，“文化反冲”又在日本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殊表现。其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公平、平等、竞争等问题，日本民众与其他国家民众的认知未必完全一致。欧美民粹主义者通常拥有的“被剥削”“被抛弃”“被遗忘”的受害者意识，在日本相对缺少发酵的土壤。“沉默的大多数”事实上反映了较低的“威胁认知”和对现状的基本肯定。其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日本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低欲望”状态下，“内视”的倾向固然有可能引向排外主义，但也有可能降低对外部竞争和冲击的敏感度和抗拒感。

三、缓和的政治对立

战后至今，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内政上，日本朝野围绕对外经济战略的政治对立都相对缓和，这对弱化“三难困境”起了重要作用。在外交方面，“经济中心主义”虽不无阶段性特征，但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的连贯性亦清晰可见。在内政方面，对外经济议题维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它始终不是日本政治斗争的焦点。

首先，在战后日本，不同政治阵营之间基本不以经济意识形态划界。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政党政治上，有效利用对外经济战略谋求国家利益可谓日本的政党共识和各个政治势力的默会认知。其二，在对外经济战略上，日本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核心政策立场是相对稳定的。其三，内政的表现与日本民众的经济意识形态互为表里。

其次，国内政治各方力量围绕对外经济战略的博弈及其结果势必反映在外交决策上。战后大部分时间内，日本的外交侧重于“经济外交”，这既是吉田茂等主要决策者的战略构想使然，也是由世界格局和全球经济态势决定的。这一“经济中心主义”至少突出地表现在特征各异的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战后初期，遵循“经济中心主义”是此时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第二个阶段以不断加剧的日本对外经贸摩擦为背景。在经历高速增长期以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显著提升，经贸纠纷也随之增加。为此，日本迫切需要以更为综合和柔和的手段落实对外经济战略。第三个阶段主要表现在自民党从民主党手中重新夺回政权后，特别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这一时期也恰恰是欧美各国“扩展的三难困境”高度激化的时期，与日本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

四、“弱化的三难困境”何以实现：“补偿机制”与内外战略的互动

经由经济协调、社会减压、政治趋同的正向反馈和叠加效应，战后日本减轻了“扩展的三难困境”三个目标间的对立矛盾，从而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相对稳定。在上述三条彼此作用的逻辑链条背后是具体的战略设定和政策实施，其路径选择具有鲜明的内外互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目标上，追求多重并行目标，而不过于强调单一目标，力争对外目标和对内目标的互补。其二，在对象上，注重战略实施和政策作用对象的“双重性”。其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在政策手段上，充分发挥缓冲和补偿机制的作用。其中，在经济上，战后日本通过多种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实施补偿，力图实现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的“涓滴效应”。构建均质社会即与此息息相关。而在政治上，战后日本在自民党长期政权下，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的群体通过政治手段得以获取经济成果的补偿。“政治参与中的收入偏差较小”，降低了政治极化的风险，也有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综上所述，在探究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稳定这一基本现象时，有必要从对外经济战略及其内外互动的视角溯本求源。毋庸讳言，大部分导向“稳定”的政策难免有其副作用乃至反作用，例如保守的移民政策难以充分应对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外来投资的不足使经济相对缺乏竞争和活力，物价的低迷易导致消费不振和长期通缩，若干补偿机制的扭曲造成财政负担膨胀和权钱交易，亦遭到诸如“日本株式会社”“官邸农政”“官制春斗”等批判。这些“症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所差异，也有可能因不同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出现一时的叠加和放大。一言以蔽之，“稳定”与否，“弱化”几何，这些判断都只有在比较意义上才成立，亦非一成不变。一国的正反经验固然对他国不无参照和启示，但或许更大的意义尚在于鉴往知来、揽镜自问。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文章转自《日本学刊》，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