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不光有自民党党内竞争的逻辑，还要加上参议院大选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选举很可能是日本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向我们展示传统的派阀政治和民意动向双重逻辑之间，如何影响日本政治。目前尽管日本民众希望政治上有变，但他们又不想政治上不稳定；而派阀政治能为政治稳定提供保障，这是政治上求稳的逻辑。因此，日本政治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当前自民党内的保守右翼与鹰派势力不断挑战中日间的政治共识和互信基础，针对双边关系进行了广泛活跃的干扰破坏。中日关系发展苦于日方政情政局，已非时短。预计“后菅义伟”时代的中日关系，消极连续性更强，改善空间有限，重大拐点难现。然而，过度制衡或遏制一个并无敌意的相邻大国，最终引起的反噬损失，可能远远大于保持适度平衡战略的收益。明年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希望日方以政权更替为契机，守正革新，推动中日关系转圜并健康稳定发展。

由于作为党内夺取官位与政治资金的基本单位，自民党各派阀本质上都希望“首相轮流做，本次到我家”。如果不能如安倍那样实行“强人政治”，那么“走马灯”式的首相更迭很可能再度频现。对于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易主可能对日本外交、尤其是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选择静观其变或许最为妥当。

由于严峻的新冠疫情，本届奥运会的收获与日本政府的预期目标间还是呈现出较大差距。首先，期望中的“奥运景气”因空场举办而没能实现，日本政府借“奥运景气”刺激经济的计划落了空。其次，执意举办奥运会使菅政权给民众留下了轻视国民生命安全的负面印象，导致其支持率跌至新低。再次，日本政府“奥运外交”的期待落了空。

目前美国正在确立以“战略竞争”为基调的对华政策。在此背景下，日本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既要与其保持战略方向上的一致，也要维护自身利益，因此陷入“选择的困境”。此外，尽管日本不可能欢迎中国的崛起，但也有其两面性。中国既不可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化期待，也不必推日本成为美国实现其遏制中国战略的助力。综上，今后中国应关注日美分歧，扩大中日共同利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中日关系向稳定、平衡、理性的方向发展。

日本内阁主要辅政机构包括内阁官房，内阁府，人事院，它们的设立起到了增强辅佐能力、强化首相法定权限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辅政角色，即首相辅佐官。它对首相官邸内重要政策的制定、重大危机的管理提供了有效的辅助，增强了首相官邸作为“指挥中枢”和“司令部”的作用，打破了内阁机构主导相关政策的局面，体现了近年来首相官邸主导日本政治的趋势和特点。

日本之所以难以抛弃传真机和以传真为主的信息交流方式，以及这套传达系统。从心态上来说，作为模拟技术时代的佼佼者，日本从内心深处很难放弃自己曾引以为傲的模拟技术，即便这已经成为数字化改革的“枷锁”。

安倍2018年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想解决二战遗留的周边外交问题，扫除成为政治大国道路上的障碍。但日本在对俄、对朝外交上毫无进展，对韩关系更是跌到历史最低点。在对华关系上，菅内阁支持、迎合美国拜登政府纠集盟国打压中国的政策，使中日关系面临可能是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凶险的挑战。日本与邻国的关系都在退步，其外交空间恐会越来越窄。

总的来看，东京奥运会已由菅政府提振外交、经济以及执政地位的契机，变成如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政治鸡肋”。这届奥运会自身深陷政治漩涡，而在奥运“梦碎”已成定局之时，日本政府仍要用它展示“人类团结一致战胜疫情”的意志，这让疫情紧急事态下强行举行的这届无观众奥运会蒙上了某种悲壮色彩。

一国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政策，这无可厚非。但在寻求自身利益时也须有所坚持、重视规则，否则就会陷入机会主义泥潭。现在菅政府在对华外交上紧跟美国，确实会让日本在美国同盟体系中地位有所提升，但这样做是将主动权交给美国，日本外交的稳定性与一致性都将大大受损。此外，这样做今后将难以取信其他国家。